提要 谢冕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其主要贡献集中于新诗方面，但其开拓精神、研究视角、批评方法乃到语言风格，都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甚至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之外。他早年生存和成长的背景不仅影响了他对文学的选择，而且养成了他视文学为济世手段的庄严、神圣和虔诚的信念，从而在对以诗学以中心的五四以来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研究中，注入了具有他个人特殊风格的开放观念、忧患意识乃至本能般的对僵化的文化模式地批判精神和近于汪洋恣肆般的诗情。他自八十年代初自领风骚，富于先锋性和敏感性，长于对文学现象高屋建瓴式的把握，既能推波助澜，又能逆潮流而动，对文学现象加以适时地批评和引导；在今天他似乎比以往更为执着地呼唤和坚持文学的理想，希望能给社会人心以导引。 谢冕的文学研究凸现于“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①之中。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它作为一种充满诗意和激情的启蒙主义话语，曾是一个极其敏感而又激动人心的话题。它的产生有着世纪初文化反叛的血缘，它的推演又与世纪末的文化风潮密切相关。而随着这种启蒙话语与之相对抗的左倾文化专制语境的变化和新的文化因子的生长，它也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困惑、痛苦和新的蜕变。在20世纪末这种错综纠结的文化语境中，它的任何姿态和新的选择，无疑都远远超出了个体的意义。因此，要理解谢冕文学研究的意义，只能将之放在整个世纪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 1 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中，文学研究最切近研究主体的生命经验和历史记忆。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五代”知识者之一分子，谢冕开始阅世和确立信仰时期，适逢中国社会的阴阳交替之时。他也同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②。在战乱频仍、民族灾难沉重而社会日趋黑暗的之时。他以少年之笔，投入了对黑暗世界的诛伐。这一选择的具体的环境和经历以及它的历史规定性，自此影响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和学术生涯。 50年之后，谢冕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他的童年生活和文学趣味的形成：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读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 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怜悯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③ 这种生存和成长的背景铸成了他对文学的选择： 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④ 显然，在这段回忆文字里，谢冕并不是为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趣味作辩解，而是在冷静的审视这种观念和趣味形成的最初背景和原因，以及它们对个人的文学研究的深远影响，从而为我们提示了一种今天依旧活跃着的文化立场和文学话语背后的历史积淀，这就是30年代以降国势日趋危急的情势下所形成的文化记忆和文学姿态。它曾以关注现实、积极承担民族的时代责任的严正立场和严肃态度，构成了现代以来文学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但它的过分铺张和恣意渲染，也曾导致了中国文学的沉重和单调。尤其是民族战争的特殊背景，更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选择的必要性，甚至导致了放逐抒情的文学主张：“这次战争的范围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觉得山水虽然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描写我们炸不死的精神的。”⑤谢冕在研究民族危亡关头的30年代诗歌时指出，那时，“纯艺术的提倡，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确，当生存也发生问题的时候，论纯诗或唯美不啻是犯罪”。⑥他以茅盾、何其芳、中国诗歌会等的论点为例，说明“一代人在大朝代面前，对照自己的以往创作萌生了浓重的‘犯罪感’”⑦。“异常的环境迫使诗歌摒弃它的抒情兴致而服膺于‘炸不死的精神’的描写。”⑧抒情尚且被放逐，更遑论那些“与现实生活隔离”的消遣游戏之作？这里，分析的虽是30年代诗歌的取向，却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研究者的文学立场做了注脚。 当然，谢冕对这种立场是清醒的，他不仅意识到了它的“有悖于常”，而且在更大的背景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他写道：“中国人民陷于苦难的严酷现实，促使社会向文学作出严酷的要求，这便是以牺牲文学的多种功能，特别是牺牲满足广泛的审美追求为目标，向着高度社会化贴近。文学需服务于‘国防’，促进了文学和诗歌政治化乃到‘军事化’，‘文章入伍’伴随着对于‘抒情的放逐’。”⑨“那时节中国没有和平，战争之后还是战争。我们的‘抒情’一再被“逼死’，久之，我们便不再承认抒情属于诗的责任，我们也自觉地‘放逐’了它。这种局面延续到四十年代以后，因文学运动的规模和组织的扩大与强化而产生了单向的偏离。在诗的社会功能上只以实际斗争是否有用进行判断，逐渐形成了排它的单一的价值观。……诗的性格有了空前的扭曲。”⑩认同是因为我们“无法摆脱特有的历史上眼光”(11)，而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内心真实的感受，却是复杂而痛切的。下面这段话透露了这一真实信息：“谁让这些诗人生在中国呢？生在中国，就要分享中国的苦难和激愤，就要为着全中国的利益放弃属于个人的情感。……诗就是这样和社会和一切内容画上了等号。诗也就是在这庄严的题目下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己的特性。”(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