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在几个场合唠叨过，鲁迅并没有所谓“切断”中国文化的泉源活水。他一生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加进了两个环节，一是在“圆而神”、“圆善”的致思习惯中导入了“中间物”概念，二是在修齐治平和耿介独异的价值系统中注入了现代个性概念。 这种情况贯彻在他的思想的各个侧面，自然表现在其美学思想中，本文虽然不再展开阐释如上命题，但理所当然地要从标题所示的论域涉及到他的“切断”与不切断，涉及到他导入“中间物”环节、“个性环节”的问题。 1 鲁迅的审美注意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真或诚。可以说，没有什么比瞒和骗更使鲁迅痛心疾首，也没有什么比真与诚更使鲁迅爱重和愉悦。 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乎可以用同样的命题方式，来描述儒家和道家〈可见“切断”说之不可靠〉。当然这是说的儒道，是指没有被“乡愿”化或归于末流的部分。 从价值论的角度推敲起来，真诚并不能自我定义，如果没有一种价值的限定，仅以真诚来概括鲁迅，是不能说明鲁迅与儒家的区别的。儒家对真诚的强调，决不亚于鲁迅。我们知道儒家对“诚”有着深刻的本体论诠释，认为“至诚”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神境，并在价值论上把人的“立诚”看得重于一切：“诚则明矣，明则诚矣”①，“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②，“诚，五常之本，百行之始也”③，这样的说法可谓多矣。诚，的确是以儒为基质的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说孔孟之道具有欺骗性，这主要是就其理论的客观效验及其乌托邦性质而言的，恐怕还不能说孔子、孟子在行为动机上行骗弄假，为“吃人”制造陷阱。也许可以这样说，儒家先贤们所以今天不能被人忘却，很大的程度上是因其“真诚”的魅力。再看道家，道家亦此亦彼，不时耍点滑头，但其最高境界恰恰是一个“真”字。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推向世界，对域外文化进行一番浏览，便很容易感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世俗还是宗教，以真诚来修己、处世、治学立业者实在是太普遍。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用说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不用多说，即使是直言不讳地为“口是心非”张目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马基雅弗利，虽然从功利主义角度否认诚实的有用性，但他本人发表这种宏论时却是诚实的。用一位史学家的话说，马氏的理论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坦率的程度令人吃惊”④。 这说明，真诚本身还不能表示一个具体的尺度。每种真诚的后边总有更本质的价值内容在。所以我们在用这个词概括鲁迅审美注意和价值关切的时候，必须如实地给它一种文化价值的定位与还原，只有在表里互证的意义上才能把握鲁迅的真诚观。否则我们的认知结构的同化作用就可能越出它的“职能”范围，而让鲁迅变形。 那么，鲁迅的真诚观是什么？ 鲁迅所说的“真诚”、“真”，大致为这三种情况：一是事实之真，“如实写来”或“写出实情”⑤；二是情感之真，直抒胸臆，“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⑥；此外还有第三种，即“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⑦的艺术之真。这艺术之真不过是事实之真的特殊（艺术）表现，讲的是在合艺术规律的意义上写出实情。故在这里，第三种和第一种可以等观。 从思想文化的宏观结构讲，“真、善、美”中的真，一般地说成是事实判断。其实，在人文学科领域内，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总是纠缠在一起的，对事实的认定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符号。真这个词在认识论和价值论领域常常是通用的。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中国伦理中心主义的泛化。在西方，真同样不是一个纯认知范畴。即如英文true（真）并不只具有“确实”、“真相”、“真理”的涵义，同时也用来表达为人的“诚实”、“忠贞”这样的概念。鲁迅所说的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值范畴，“真”、“诚”、“真诚”这些词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是同一的。他强调事实之真，并不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而是作为“瞒”、“骗”的对立命题提出来的。他很少单纯地谈论真实原则，而差不多总是在呼唤人的自觉的时候，在谈到“瞒”与“骗”之国民性的时候，来论述真实性问题的。 鲁迅最早系统地论述他的价值思想的著作是《摩罗诗力说》，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同时阐述了美学的真实性原则。在他看来，以拜伦为突出代表的摩罗诗人之所以美，在于其“刚健抗拒破坏挑战”，而这种品质刚好表现为诗人能在“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的时代，敢于说出真理，“超脱古范，直抒所信”，敢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简单地说，摩罗诗人的真与诚正是他们个性自觉的确证。鲁迅正是以这二者的统一来认识拜伦的：“拜伦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默矣，故托凯因而言曰，恶魔者，说真理者也。”也正是以这二者的一致来总结摩罗诗人的共同性的：“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可见，摩罗诗之为鲁迅所偏爱，不仅在于其真，而且在于这真同时是对专制的挑战。 真也好、诚也好，都是中国古老哲学伦理学范畴。道家讲真，儒家讲诚，鲁迅亦讲真与诚，并且他们都把真诚提到价值尺度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这种一致性没有使鲁迅对儒道的真与诚产生过相应的共鸣？ 决不是一个偶然。也是在《摩罗诗力说》这第一篇谠论中，鲁迅在自己的真诚观和儒道的真诚观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他认为儒之“诚”是“强以无邪，即非人志”；道之“真”是要人“同归于朴古”，“致槁木之心”；而他所疾呼的真诚则是“超脱古范，直抒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