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置身于20世纪初所爆发的中西文化大冲突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思考着整个民族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迈进世界先进和强大的民族之林，跨入“世界人”①行列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时，有关怎样展开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理想、信仰、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涉及到人的存在意义、精神归宿等一类终极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工作，也开始萦绕在他的心间。鲁迅清楚地看到，自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实际上就已经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中，并且引发了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全面动荡与转型。在这当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开始受到挑战和批判，特别是在“五四”激烈的反叛传统的浪潮中，随着王权在政治上的解体，宗法血缘社会结构的濒临崩溃，以儒家伦理价值标准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传统观念，诸如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的“入世”使命，忠孝礼仪等传统的价值取向，都受到了空前的攻击与反叛，使之逐渐地失去了对人的精神、人的信仰、人际关系规范的有效制约，并开始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象征意义和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鲁迅也同样看到，则于旧有的秩序实际上的解体，新的秩序，新的人际规范，新的精神信仰尚未真正的全面建立，整个社会也还处在价值体系转换的交接真空时代，人的精神往往因为无所依托而失衡，处在流浪漂泊状态。没有终极关怀的人生，使得一大批先觉的“先进的中国人”，往往笼罩在空前的孤独、寂寞和虚无的情绪之中，从而引发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深刻的意义危机。面对着近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这种由中西文化冲突而引发新旧价值观念转换的特殊情况，鲁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它的起步阶段，就必须确立它的双重运行系统，即在实践的层面上，广泛地吸取近代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科学”、“民主”的理性精神，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尽快改变被压迫、被奴役和被侵略掠夺的局面，建立起一个高度自觉和自主的“人国”，②而在精神的层面上，又必须大力倡导“立人”，追求人的真正解放——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以重铸民族灵魂，改造国民性，建立一整套与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理想，新的精神信仰、新的价值取向，防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过度的理性膨胀与物化倾向，导致人的异化。正是清楚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的这种特殊境况，鲁迅特别关注的是寻求人的解放，其中重点又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③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鲁迅构筑了他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和相关的价值系统，力图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转型之际，使所建构的民族新文化，能够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适应整个民族的心理需求，并支撑起现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和价值世界。 “立人”的思想主张，无疑是鲁迅意识结构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它充分地显示出了鲁迅不遗余力地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和存在的意义，寻找人的异化根源与整个人类出路的思想风采，洋溢着要求人从各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精神自由，建构人类的理想家园的思想激情。以“立人”的思想为起点，鲁迅设计了有关人的解放的理想蓝图。在鲁迅看来，就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言，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体系，批判传统的文化观念，进而赢得以人的解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解放和民族独立及其发展，的确需要近代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科学、民主、个性、自由等理性主义精神，以便能够使贫穷落后的古老中国尽快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走向繁荣和富强。但是，就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取向的确立而言，以科学、民主为中心内容的近代理性精神，却又不能真正地构成一个人的，乃至整个民族和人类的终极关怀，不能在精神的层面上，给人提供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在广泛地接受20世纪初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之后，鲁迅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种种局限和弊端。在认真地审视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当中，鲁迅对理性的实际功能，也加以思考。尤其是在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中来看待理性的实际功能，鲁迅对此始终都是抱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即便是在大力推崇理性对于社会变革的促进作用时，鲁迅也同时指出：“盖举民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④提醒人们，理性不能破译人类的心灵奥秘。鲁迅认为，崇尚理性的负面效应，常常是对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构成了束缚，妨碍了“立人”目标的真正实现。特别是从近代西方崇尚理性（如18世纪以来西方启蒙学者对理性的推崇）的实践效果上来看，鲁迅认为它导致了西方文化推崇物质至上主义的结果，造成了西方社会“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凡庸。……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⑤的局面，从而消解了人的精神信仰的价值意义，使人陷入理想、信仰和目的迷失境地。所以，针对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演变特点，并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鲁迅认为，建构民族新文化，以及伴随而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在精神层面上所需要的是批判理性、超越理性。确切地说，也就是要在超越科学、民主等理性的价值尺度上，重建新的价值体系，新的精神信仰，真正地实现人的解放，特别是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鲁迅指出，对于“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式的中国社会现状与仍处在愚昧落后状态之中的众多不觉悟者来说，“立人”就是要倡导“人各有己”，“朕归于我”⑥式的精神独立，从而获得摆脱一切外在的、强制性规范的主体自觉。只有这样，整个中国才能够真正地形成“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⑦的局面。于是，在整体的反叛传统与致力于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中，鲁迅不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上和“物”的层面上。他曾断言“黄金黑铁不足兴国家”。⑧而是自始至终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立人”的层面。因此，鲁迅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构筑他的终极关怀，也就表明了他是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来致力于民族新文化重建工作的，旨在针对近代中国社会现状和终极关怀和失落现象，对人的存在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其中还包括整个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前途进行认真的思索，并在终极关怀的高度，建构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以回应由中西文化冲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