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以北京大学为基础的“现代评论”派，继承了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在纷纭缭乱的多元思潮中，显示了他们的特色。客观地对其加以研究，不仅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因长期被忽视而应弥补的研究课题，而且，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倾向的规滥，其意义是深刻的。中国的后现代艺术虽未形成主流，但它毕竟表现出了消解传统、离折规范的后现代征兆。其实，在它演变之初，“现代评论”即有人指出：“艺术好象一位青年姑娘，终日在那里乱碰，闹得头焦额烂，一塌糊涂，不要说别人看了头痛，就是她自己也莫明其妙。不信，你瞧瞧什么意识派，未来派，触觉派，表现派等都是这样乱碰的结果哟！”①他们崇奉的是希腊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艺术。 “现代评论”派成员较多地接受了西方古典文艺思想，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这种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的人道主义，在文学思想上同样体现了关怀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特征。“现代评论”派正是把它作为建立中国新文学的理论支点。同时，他们还融合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美学中所追求的那种执着于我，返回自我以求内心自由，以臻于淡泊虚静的境界。“现代评论”派的作家们正是在这种兼容并包，温和稳健的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上的“冲和淡雅”的基本风格。这“冲和淡雅”四字，可以代表“现代评论”派共同的美学理想和文学特征。 一、至真至美的文学主张 “现代评论”派主将陈西滢认为“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②他十分重视文学所追求的至真至美的境界。这一点与陈衡哲有相似之处。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指出：“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因此，她作为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现代评论”的重要成员，十分重视文学创作“情感的至诚，与思想的真纯”。 在标举“至真至美”的文学主张中，他们极重视情感的真实抒发。他们认为艺术是“称情而出的一种有意义的形体”③。这情是形之髓，形是情之皮。无形不足以表情，但有形无情也索然寡味。他们论述了情感与文学形式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强调“人”作为文学主体的“心灵抒发”的同时，强调了情感在文学中的重大意义。并且指出这不是由外部“所借的‘情理’”，这种“情感”，对于创作主体而言，“在其自身的运行”④。也就是陈西滢说的“用自己的心灵灌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陈西滢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称赞了白薇的诗剧《琳丽》。 同时，他们反对摹仿，认为艺术第一个重要在创造，在表现自我。他们认为：“不管动或静的艺术，最紧要的是在创造，是在开发从来未曾有的境界。”⑤只要艺术创作带有鲜明的个性，处处有“我”，它的外在形式，运笔就会各人各异，不会雷同。这不同中，就包含了创造。艺术既然是创造，就必须重视创造主体。刘开渠说：“这种借材兴起自己的热情，书之以表现自己的，是艺术上的正轨，是大作品产生的根源。”⑥他们很重视文艺的“表现自己”和“开辟新境界”⑦。不过，他们与创造社诸家在“表现自我”这一点上阐述略有不同，创造社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个人的生命”，认定文学“这种工作乃是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愉快，生命的幸福”⑧。这里，他们强调文学的表现生命又与他们重视文学的“抒写心灵”是有本质的联系的。 “现代评论”派作家大都是英美留学生，他们从英美文学中深刻地感染了一种fairplay气质。他们认为文章不仅要有“生命”，有“生人的兴趣”，而且要有表现它的“相称的形体”⑨这二者的融合，便形成了如丁西林的随笔、陈西滢的“闲话式的satire的文体倾向。他们意在造成“一种深刻尔雅的空气”，造成一班“射他耳家”。但又不是追求一种廉价的趣味或尖刻的俏皮味。丁西林认为：“一篇喜剧，是少不了幽默和夸张的。剧词中，对意的，都是热于社会的各方面，也多少含有讽刺的意味。可是这些讽刺都是善意的都是热忱的”⑩，“现代评论”这种satire文体，同样是面对现实，是以“热忱”的态度来进行社会批评和讽谕的。它不仅对于促成风格各异的新文学的发展，活跃读者的思想，启迪读者的心灵，养成读者的审美情趣具有一定作用，而且，与当代作家的某些文论主张，文学风格与审美情趣也珠胎暗结。 这种satire式的随笔，在当代作家中随处可见：如李国文从果腹的角度比喻，认为随笔如盒饭，“一讲热量，二讲滋味”(11)。诗人邵燕祥认为：“随笔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它首先标志着作者的自由心度。”(12)蒋子龙也说：“随笔非得诚实不可，要有真谆，因为处处看得见作家自己。”(13)张炜看重的是它的诗魂：“随笔也是诗，而诗只是灵魂的凸现。我们如果寻不到一些人格上挺拔洁净的人，一些寂寞安然的人，也就一定寻不到好的随笔作家了。”(14)自然，上述当代作家这种随笔观并非直线从“现代评论”派作家那里来的，他们的随笔，也不一定受到“现代评论”派作家的影响；但其基本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特别是王蒙，曾在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中，就明确提出要大家来一点“费厄泼赖”精神。这虽然不同于“现代评论”派所指的内涵，但从中也可看出这种精神的时代延伸。我们读王蒙的许多随笔，包括他的短篇小说，的确感到一种王蒙式的“射他耳”气质，一种王蒙式的“费厄泼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