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深层文化意识，描绘它是如何影响作家的思想感情，进而对创作过程进行调控的功能，这不仅有助于对作品的解读，而且还能有助于指导具体的创作实践，这也许是更新与深化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构成。限于篇幅，本文只拟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人际关系（表现在小说中，就是人物关系）的表现形态及特性出发，主要以新时期小说的人物关系为阐释对象，来分析研究深层文化意识对作家的情感和文化思想及其创作的作用。 人物文化关系表现与作家的深层文化意识 不同文化冲突带来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困惑，而这种焦虑与困惑又必将导致他们作出新的文化选择。中国当代文坛上那些来自乡村却又生活于都市的作家对此尤为敏感。而决定作家这种文化选择的，既有一般形态的文化思想，也有深层文化意识。它们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与制约着作家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向度。其中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是作家对乡村自然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复杂态度。他们的这种文化思考反映在创作中，自然也就是要影响到对人物身份、地位、品格等相互关系的叙事处理。但比较典型的还是人物的文化关系：身受两种文化影响的人物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与他人的关系及命运遭际。 主人公不同的亲属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形态是新时期小说人物文化关系结构的一个共同特征。这或许表现了作家对当代中国社会各种文化形态混杂情状的认识，然而更主要的是他们想通过这种关系形式来表现几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在路遥的《人生》、李佩甫的《田园》、孙希彬的《麦郎子》、《血缘》等作品中，高加林、杨金令、三义、六儿的父老乡亲和他们胼手胝足于其间的那方水土所代表的古老乡村的自然文明，高加林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土壤，这既是他们急欲挣脱的灾难之境，又是他们永远也摆脱不掉的灵魂故园。无疑，作家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固然有着优秀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少具有浓厚封建色彩，阻碍时代发展的负面品格，尤其是作为其代表的乡村自然文明的落后、保守、陈腐、愚昧等弊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如果再一味沉醉于这些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拒绝现代文明的进入，将会给这个民族带来致命的后果。这个客观而理智的文化观点在作品中还是体现得比较充分清晰的。首先，既然作家们大胆而急切地表达了他们强烈的文化困惑和文化焦虑，其实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感受到了乡村自然文明的内疾，并认识到都市文明对乡村自然文明冲击与重构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他们力图从传统文化家园的单纯依恋的局限中摆脱出来，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以期更新与再造民族的时代文化。这正是在明确自觉的文化思想指导下所做出来的文化选择。其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高加林、杨金令们，正是在进入都市文明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况：摆脱贫困、落后与愚昧，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从而获得了新的人生价值。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这都是积极可取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与上述总体文化思想观点某种程度上相背离的现象。首先，作家尽情渲染了在贫困艰难的生活和边远荒僻的地理环境中，乡村人心的纯朴、善良、率真与坚韧，乡村人际关系的和睦、温馨、真诚与恬静，那种在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理想支配下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人文环境，表现出作家感情上的天然贴近。与此相反，作家却同时着力突出了城市文明光怪陆离、人人自危的人情世态，在富足优雅的生活和道貌岸然的礼仪下所掩盖的人际关系中的虚伪与庸俗、冷漠与残酷、叛卖与利用，那种让人感到肮脏、恶心、窒息的人文环境，抒发出作家“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深沉感叹。 透过上述小说对乡村人际关系和都市人际关系鲜明的对比描写，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作者的一种文化意识和情绪倾向：城市文明，至少也是城市人际关系摧残异化人性，而乡村人情则导致人性的复苏。这是较为明显的文化价值判断。 其次，在这些作家的叙述处理上，代表乡村自然文明的人物往往置于叙述的中心和主要地位，作家对主人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述更为详细、鲜活与亲切。尤其是在处理人物关系的最终状态时，主人公大多由于都市文明自身的原因、从精神到肉体、至少也是在精神上从向往，置身都市文明而最终回归于乡村田园的怀抱。人物关系结构由开始时的一极倾斜，最后则变成向相反一极倾斜；这种对人物文化关系终极状态的描述和认同，同样也揭示了新时期作家的一种文化意识和情绪倾向；对都市文明异化本质的苦闷和悲剧性的反抗，导致了对田园乡土的眷恋与回归——虽然明知后者并不尽如人意。 尽管就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都市文明阶段并未达到，但与传统文化的陡然转轨和断裂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的主体自觉与失落情绪的空前高涨，其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文化意识的萌动与外显上述创作矛盾现象的产生，一方面表现了新时期作家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两种文明形态本质的辩证客观的认识，无论是整体观念上对民族进化方向的肯定，还是局部观念上对两种文明的审视与批判，都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体现了新时期作家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尖锐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另一方面，当部分作家以大同小异的人物结构流露出与整体文化思想观点相悖逆的最终文化选择意向——回归乡村自然时，这种惊人的不谋而合便暴露出中国当代部分作家一种共同的深层文化意识：恋土情结和乡村意识。即感觉态势上对土地牢固的天然依恋和思维方式上对乡村的习惯性转移。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不自觉地暗中影响了作家的文化思想感情，以及具体的叙事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