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重转型的进程中，有关文化选择的争议与分歧已经以一种新的形态十分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在杂乱而含混的讨论之中，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态已在依稀中显示了自己的踪迹。“新时期”与“后新时期”间的差异与区别已达到了无法加以遮蔽的程度，九十年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业已“浮出水面”，成了任何进行文化反思与探索的人所具有的基本共识。在新的文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之中，新的批评理论发展所具有的“知识”前提亦已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出来。与文化转型相同步的理论与“知识”的转型已成为目前文化发展的最为活跃而具有创造力的部分，新的话语形式与阐释策略正在迅速走向成熟。此种新的文化及理论批评格局为我们“重估”和反思“新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点。我们可以将“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而不是当下的文化发展来加以研究。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认知领域，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时期”既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也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询唤着我们的新的阐释与认知。在这里，一方面“新时期”话语的种种基本命题及走向都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新时期”无疑是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索无法回避的起点和背景，也是强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文化选择的“经典”性话语。任何新的文化及“知识”生产都无法跳过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而只有面对它的巨大资源。可以说，任何新话语的生成均无法不面对“新时期”，无法不重新审视和追问那些昔日梦想的结晶。另一方面，“新时期”作为当下的一个刚刚逝去的历史阶段，也依然是当下所试图超越、闪避的“问题”。它与当下的“后新时期”文化间的差异仍然构成了巨大的困惑和挑战。因此，“新时期”作为一个特定话语模式的代码，具有着与当下间的延续性／断裂性的双重形态。探究“新时期”，既是思考和追问一段已逝的历史，又是思考和追问我们自身的语言／生存状态。 “现代性”乃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话语的关键问题，它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展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新时期”文化的新的探索与反思的“视点”。“现代性”作为“新时期”的最为强烈的文化表征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克服”的策略构成了“新时期”本身的基本话语形态。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期”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对“新时期”话语的新的阐释。 二 “新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分期概念及话语模式的表征，从它出现时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的焦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①。这种“现代性”的焦虑的展开乃是基于两个前提的：一是中国所面临的异常严峻的发展问题，这种发展问题乃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最为巨大的焦虑。中国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在经历了文革的忽略物质生产的极左选择之后，再次变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目标。二是在文革时代的极端的社会控制之后，将一种“人”的话语再度置于文化的中心。而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的小说写作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试图整合这两个前提的“整体化”的趋向，这种“整体化”的诉求既显示了“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展开的丰富性，也透露了它本身的内在的矛盾性。这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叙事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而这种“现代化”／“人”的双重话语建构也最终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其文化想象的条件。 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世俗的“现代化”目标的追寻，“现代化”对于生活的全面改造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的巨大改善一直是“新时期”小说的基本叙事目标。这不仅仅是社会及民族国家在脱离“文革”话语之后对于“文学”的要求与呼唤，也是写作本身的自觉的选择。周扬在1978年年底的著名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于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又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②这里的表述无疑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刻即明确了它与“现代化”作为发展进程的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十分明确地承诺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发展对于文化想象的支配性的作用，也强化了这种支配作用将“现代化”由生产方式转向一种文化承诺之可能。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对于物质生产及日常生活改善的追求的合法性仍然是具有主导性的文化思想肯定的关键之点。 就小说写作而言，这种对物质生产及日常生活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始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这种诉求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却又最终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诉求。这种诉求一方面试图直接表现当代生活本身的物质性的焦虑，直接探索处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的困窘与贫瘠所造成的冲击和挑战，以此来陈述“现代化”的紧迫性，呼唤现代文明之最终降临。“现代化”在此成为物质层面的最终超越的途径与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的社会生活管理与支配策略的全面认同和肯定。“现代化”体现为现代的社会与文化机器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介入和管理，而这种管理本身则成为实现上述的物质经济目标所必须的保障。这种强烈诉求的紧迫性从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直到1987年方方的《风景》一直弥漫于“新时期”小说的写作之中，使得“新时期”小说的“伟大叙事”之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世俗关怀”，一种与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化境遇相关的独特的写作趋向。这里的经济事实业已充分地“内化”为一种无可选择的文化话语，一种无可逃避的“震惊”。它主导着巨大的文化焦虑的生成。 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前提和基础的“现代化”的经济目标，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小说中从未得到过如此强烈的肯定。“现代性”不再象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所强烈表现出的对于“现代化”的世俗目标的“克服”与“超越”，而是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强烈渴望，且这种目标不再具有终极性，将它的实现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而变得更为具体和实在。它所激起的强烈的物质性的世俗向往似乎是“新文学”的全部历史中最为强烈和具体的。“现代”在此话语中不再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展示自身，而是直接形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当下性的问题。“新时期”小说对于“文革”话语及种种其它话语的否定的基点，正是在于它对于“现代化”的经济目标的拒斥已无法适应当下社会需求。而此种要求的强烈性正是一个新的话语欲望的前提。它虽然重重叠叠，形态复杂，但其指向的明确性却是无可争议的。它将经济事实凝缩为一个文化表象，成为一种话语焦虑的目标。在这里，“新时期”小说体现了两个明确的表述策略。首 先，它不再试图以“精神”性的追求“压抑”“忽略”“超越”物质生活的困窘及其所造成的焦虑、而是试图将之作为社会改造的动力。“日常生活”本身的不可逃避与缩减的种种问题均成为写作所关注的焦点。其次，社会改造及发展的目标的世俗化也是“新时期”小说的重要的选择。在“新时期”小说的发展中，对于“现代化”及其物质化的日常生活目标的质疑和困惑当然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随着中国的社会进程而强化的趋势。但王蒙在80年代后期的概括仍然是具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在向现代化前进，不管走得多么曲折，在历史前进中，人们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总感到失去一些东西，所以在文学当中出现的许多的类似怀旧、感伤的作品，丝毫不意味着作家对现代化丧失热情，也不意味着对文明、对进步的否定。”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