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末，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急剧加速。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发自本土的“再造中华文明”的呼声此起彼伏，而曾经掩映在新时期文学群星中的历史小说如异军突起，恰逢其时地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受到读者与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伴随图书市场和影视等传播媒介的积极参与，历史小说遍及城镇乡村、社会各个阶层，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作家和评论家对这个领域给予应有的重视、研究和探讨，推动历史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与繁荣，也愈加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于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这一领域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文学研究所部分专家、学者，以及新闻报刊的编辑记者近四十人出席会议，会议曾得到瑞德公司的赞助。此次会议名家荟萃，济济一堂，总结了历史小说创作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深入研究创作中出现的难点和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民主的学术空气和认真的研究讨论，使这次会议获得成功。 一 宏观视角下的历史小说创作 历史小说创作与当代文学的总体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呈现出越来越繁荣的景象，仅以80年代部分有影响的作品为例，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有《李自成》（第二部），《少年天子》，《金瓯缺》（1-4册），另外像《九月菊》、《戊戌喋血记》、《白门柳》（2册）、《庄妃》（3册）、《天国恨》等也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这种创作势头至今不减。会议主持人、《文学评论》副主编蔡葵说，这次会议主要请大家研讨新时期以来历史小说的创作经验。他说，最近几年，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变革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文学热点不再集中于少量作品，与80年代相比，似乎处于无中心状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越来越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书；更耐人寻味的是历史小说走俏，靠的不是大众传媒“炒”或评论界“捧”，而是广大读者对这类作品自觉的投入与关注，以及创作自身整体水平的稳定上升。他说，优秀的历史小说应该“反映时代，塑造典型，感人肺腑，移人神志”，新时期许多历史小说不仅具备这些特点，而且对以往的写作格局有所变革。作家突破过去阶级斗争的单一视角，更多地采取宏观的文化视角，笔力所及中华上下五千年，再现历史风云，塑造典型形象，为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他还说，近年历史小说包含的范围越来越广，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传统的历史小说，而对革命历史题材、“新历史主义”小说等难以一一兼顾。他希望与会者充分估计历史小说创作的成绩和不足，讨论创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推动历史小说创作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与会者高度评价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评论家谢永旺认为，这是当代整个文学创作中具有较高水平的领域，无论就作品题材的深度和广度，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表现风格多样化等各方面来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都离不开历史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他特别指出历史小说不仅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作家对历史人物在人性、人情方面的挖掘与展示，使作品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说，在这方面，虽不敢说作家走在史家的前面，但可以说，我们的作家没有亦步亦趋地跟在史家的后面，而是有所超越。像徐兴业的《金瓯缺》，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姚雪垠的《李自成》，这些作品不仅从叙述语言到人物的爱憎，都突破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而且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描写，也排除了革新还是保守的简单化方式，突出体现重大冲突中人的精神世界，人格与人品崇高和卑微的分野。这些作品最动人的与其说是政治成败，不如说是人格、人性的光芒。从文学接受的角度他认为，今人与古人的感情大不一样，例如对武则天是忠于李唐还是拥护武周，拥护还是反对“青苗法”，今天看来不那么重要，唯有历史人物当时的人格、操守依然令我们怦然心动、感慨万端。 评论家缪俊杰进一步分析了长篇历史小说在当前整个文学发展态势中的位置。他说，新时期许多作品产生轰动效应，最近依然新潮迭出，如“新写实”以后的“新体验”、“新状态”、“文化关怀”小说、“六十年代作家群”等，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成绩，但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反应较强烈的还是历史小说。许多人都知道凌力的《少年天子》、吴因易的《唐宫八部》、唐浩明的《曾国藩》，熟悉其中的人物、掌故，这些作品成为一般读者谈论文学时重要的话题。他还举例说明近年来其他门类的小说也没有历史小说这么高的产量：杨书案近年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吴因易八大部，唐浩明三大部，据统计通俗文学近年出版的两千多部长篇小说中，描写历史题材的也占多数。通过这些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历史小说繁荣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的反思。“文革”后哲学家从哲学方面，史学家从历史方面对这场浩劫进行反思，文学则从历史题材创作方面找到一种方式，或一种载体，从民族心理、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等各个方面，反思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劣根性，这种民族反省的契机使作家和读者在历史小说领域达成某种共识。 开阔的创作视角是历史小说走向繁荣的重要途径。《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不仅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她对历史小说独特的见解拓宽了创作的疆界。她说，人们对历史小说的界定从来莫衷一是，有“三实七虚”或“七实三虚”之说；不过她认为，她要写的历史小说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或称为边缘科学的一部分。现在国外也有用《史记》笔法写历史的史学著作，撰史者根据后来收集的丰富材料，尽量客观、全面地用文学手法描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但受到学术界赞赏，更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这种文学式的史论不同的是，历史小说的作者把脚步稍微移过去，更偏重文学。作家一方面借鉴史学界叙述历史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更注重对本土历史与文化的重新审视。《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说，从1984年开始，十多年来他一直“陪伴着曾国藩”。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愿意从文化的角度重新写这段历史。他特别看中湘军这支队伍所表现出的不同于任何军队的文化气味：他们白天打仗，铁马金戈，血肉横飞；夜晚却在帐篷里研读兵法和四书五经，所谓“血性之人”讲求的是人的精神思想，故有“戎马书生”，“全凭忠奋”之称。从文化的角度向历史／文化的纵深开拓，固然有许多困难，但是他表示，元代剧作家王实甫死于修改《西厢记》，古人对艺术创作执著与坚韧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更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曾国藩》受到海内外特别是华人的厚爱，从中他看到某种文化因素使我们民族有一种认同感，这也恰恰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凝聚在一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