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学阶段和时期一样，新时期文学也必然要经历发轫、形成、高涨并走向衰落这样一个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光荣的丧钟何时鸣响谁也无法预测，但可以肯定地说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高潮已经过去，那种虎气生生、朝气勃发的创作态势已不复再有，新时期文学日趋成熟，也日见老化，甚至不少方面也呈现出衰微的迹象。虽然文学界仍在不停地标榜“超越和突破”，这实则却暴露出陷入某种困境时的主观挣扎。更不妙的是除了批评界在为某些较新的创作趋向作决不重复的新定性之外，创作实际却无法掩盖步履蹒跚的重复实质。在新时期文学大而全的局面下谁要想在题材、结构形式、语言或叙事手段等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绝非易事。基于这种看法，我对新时期文学在世纪交替时的前景和发展不太乐观。新时期文学虽然克服了十七年文学倾向政治化、题材单一化、语言简单化的明显毛病，但又形成了新的毛病。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新时期文学存在的七个矛盾，它们是影响当前文学事业深入发展的主要障碍。 1.“多元化”与“单一化”的矛盾 新时期文学是一个各种思想意识碰撞的创作多元化时代，它显示一种空前的包容性和宽松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健康正常和消极荒诞、未来理想生活的热情憧憬和历史阴影的回光反照、理性与非理性、政治与反政治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被文学创作所涵盖。另外，新时期文学也是一个创作思潮和流派迭出的年代，从“伤痕文学”到目前所谓的“新状态”文学，文学界似乎有理由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和繁荣了。 但是，从这种表面热闹的创作现况中我们看到了某种雷同和单调。从“85新潮文艺”运动开始，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的扩张和强化成为一种共同的趋向，这是“大我”被否定的思想产物。对“自我”的表现、认识和讴歌被推向了一种绝对的境地，英雄主义和崇高的古典主义意识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沉郁、阴冷、厚重的创作主潮。对昨日历史的温情缅怀留恋，对现实生活的失望郁闷势必导致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股强大的、玩味于卑微、琐屑、消沉、平淡、荒诞、扭曲的现代主义创作意识。 对生活过于一致的认识必然造成创作中的重复，题材的相似和故事内涵的雷同不可避免，只是由于叙事的方式和主观感情表露的程度产生了技巧性的骚扰。从《人生》中的高加林，《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孟野，《爸爸爸》中的丙崽，《古船》中的隋抱朴，《第三只眼》中的司马戍，《瀚海》中的“我”，《伏羲伏羲》中的杨天青和菊豆，《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和《废都》中的庄之蝶等等不用赘列的人物形象及其所衍生的故事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某种生活意识和审美观照的共同点呢？当太多的作家都来关注生活离奇失常的一面而展示卑微小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时候，当太多的作品都倾力表现原始洪荒的自然力和奇异地域民俗的神秘感的时候，当历史和战争被温情人性冲淡了深刻和严峻的时候，当现实的阴暗面（异化、物化、隔膜、权欲、拜金主义等）被揭示得暴露无遗的时候，这条文学创作之路会不会太挤了？ 2.“性突破”与“性迷失”的矛盾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和变化，就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已把“性”作为了自己很自然的表现领域，这是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重大区别。在十七年的文学中，像邓友梅的《在悬崖边》、宗璞的《红豆》等这样粗浅涉及情爱的作品都被斥之为“小资情调”，写有关“性”的内容无疑是一大禁区，只是林予的《雁飞塞北》中描写薛明与柳明霞的河边幽会时留下非常珍罕的一笔。新时期文学终于突破这一禁区，这无疑是艺术观念和道德意识的一次重要演进，其意义无论对文学自身还是社会行为都是不可低估的。这既是文学发展、社会需求之必然，也是80、90年代中国文学受到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结果。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性”反映的时代，这篇作品构成了这样一个创作导向：从人性完整性看待“性”之于人的重要和必然，“性”是人的心理、生理的自然强烈的需求，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因此，新时期大凡涉及“性”的题材的作品都是以探寻人的生命意识，表现“自我”的复杂内涵以及强调人性的潜意识本能欲望的面目出现的，试图证明“性”不仅是人性的，也是社会历史性的。从85年前后关于“性”内容的文学作品躁动于文坛到90年代性描写的风行，在张贤亮、莫言、陈忠实、王安忆、贾平凹、尤凤伟、刘恒等人的作品中“性”内容的方方面面几近写绝。贾平凹的《废都》几乎毫无节制将所谓“性文学”推上新的高峰，其性描写之暴露胆大比地摊黄色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后朦胧诗派”的作品更是扭曲地展示了“性变态”的光怪陆离。 但是，在新时期文学有了可贵的“性突破”的同时，文学创作中又出现了“性迷失”的现象，这种迷失并非是因为作品中性描写过于大胆或毫无节制，而是作者在思考性问题时观念出现的某种偏差，因而在用形象表现时反而持一种较为保守和落后的思想意识，显示了某种认识上的停滞和倒退。无论新时期文学涉及性问题的作品如何丰富，但也无法掩饰仅集中于两个方面的单调：一是表现“性自然”的内容，如实地强调性的本能特征和强大生命力，其主观态度是中性的，《伏羲伏羲》、《白鹿原》、《石门夜话》、《习惯死亡》、《红高粱》、《废都》等就是这样的产物；二是揭示“性丑恶”的性质，既有对性力破坏性的展露，也有对复杂的性错位的鞭挞，尤以《小城之恋》、《火船》、《白涡》等作品表现了作者的那种贬斥和厌恶而又无奈的复杂情绪。 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许多作家在承认“性”的本能自然性的前提下对性破坏、性丑恶和性异常的总体关注和审美态度，他们始终不能歌颂正常性欲在繁衍生命方面的强大创造力，歌颂活泼的、健康的性交往所具有的美好特征，不敢旗帜鲜明地证明正常的性行为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审美活动，从而引导人们去正确地认识“性”，对待“性”，建立起既符合人性又符合道德习规的美好性关系。因此，文学作品怎样描写“性”的确是个应该慎重的问题，怎么看待“性”更是一个当前中国文学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观念上的禁区其实并未真正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