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的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辉煌成就。 “九一八”事变以后，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最先投身到火热的反日爱国活动中去。他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写下了反法西斯文学的第一页。1936年春，根据新的形势，左联自动解散。继之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但1936年6月，国防文学派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鲁迅等六十三人联名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了一致的团结抗战的态度。10月1日，鲁迅、巴金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文艺界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签名者广泛的代表性及捐弃前嫌一致抗战的态度，显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文艺界立即行动起来。7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并且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内完成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创作排练，8月7日即向上海市民公演，引起巨大轰动。8月间有13个救亡演出队在上海组成，很快便开赴前线和各地城镇、农村。各地的剧团也十分活跃，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声势浩大的戏剧运动，进行广泛的抗战宣传。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宣言要求“我国有血有肉有觉悟的戏剧界人士捐除一切成见，巩固这一超职业超地域的团结”，更好地“发挥伟大的抗战宣传力量”。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五百多人参加大会，标志着全中国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集体为抗战工作了。五天之后，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郭沫若为厅长，“第三厅”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战争促进了文艺界的大联合，大联合有力地推动了文艺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二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反侵略战争，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末代封建王朝统治二十多年之后发生的，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十多年革命斗争之后发生的。这是一场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击世界上最凶恶的日本法西斯的现代民族革命战争。其最根本的特点是，人民大众在这场战争中，真正成为时代的“主角”、“中心人物”。一个承认广大民众的主人公地位，崇拜民众伟大力量的社会思潮，迅速形成了。 时代的战争气息，社会思潮，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鲜明特色，为抗战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 1938年1月，《七月》社召集了一个有胡风、东平、聂绀弩、田间、艾青、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适夷、王淑明等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抗战以后，读者最关心的是抗战，作者最关心最愿意写的题材也是抗战，离开了抗战生活的文学没有存在的余地，因此文学必须表现抗战。5月《自由中国》组织的有郭沫若、老舍、张申府、潘梓年、夏衍、臧云远、郁达夫、吴奚如、北鸥等参加的笔谈会上，也都主张，文学的任务在于尽量鼓起民众抗战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气节，描述抗战实况。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共识。 为确立战争功利主义文学观，战争期间进行过多次讨论、论争、批判。 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战争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他们不仅对大众的生活与情绪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更认识到民众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文艺大众化也就势在必行了。因此，“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广泛的响应。“三厅”为艺术工作者所规定的“信条”还把大众化列入其中。抗战为实现文学大众化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抗战需要大众化的文学。什么是大众化？怎样实现大众化？人们的意见又不尽相同，为此展开热烈讨论。讨论虽然未能（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对“通俗化”、“旧瓶装新酒”等等的议论，却大大推动了大众化文学的多方面的探索。这次讨论也成为“民族形式”大讨论的序曲。 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的《学习》一节中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命题，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极大重视。延安文艺界首先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大体相同的认识：拥护毛泽东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主张，重视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旧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的文艺形式）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应充分利用；旧形式配上抗战新内容，为广大军民所欢迎，发挥了宣传抗战动员抗战的作用，是抗战文艺的方向；利用旧形式不是一切照搬，而是要加以改造，不是旧文艺的复活，而是为了创造民族新文艺；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民族新文艺，都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延安的讨论，推动了大后方、香港等地文艺界。许多作家、理论家都积极发表意见，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如何评价“民间形式”；第二，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第三，关于新文学“欧化”的问题；第四，对于“民族形式”的理解问题等。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抗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分歧最大的一次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鲁迅曾经多次谈到，文学作品只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世界的”。这次讨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民间文艺、“五四”新文学、文学与群众、文学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世界观与创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最大成就，是文艺工作者在建设“中国化”、“民族化”的抗战文学方面，取得了共识，明确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