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现代评论派” “现代评论派”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派别。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团体，而是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文艺等方面，以抨击时政、参与社会而见长的团体。它在倡导启蒙、改造文化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和新文化发展史上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1924年12月，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当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和文化人创办了一个综合性刊物《现代评论》。这个刊物以政论为主，也发表文艺创作和评论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心态。围绕着《现代评论》的这批知识分子，称鲁迅为“语丝派”，自称“现代派”①，鲁迅也称他们为“现代派”或“现代系”，有时又称之为“现代评论派”②。“现代评论派”这个名称由鲁迅提出后，1933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也用了这一提法。这个名字后来也因此得到了沿用。 1925年和1926年间，围绕着“五卅运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中间的一些人做过激烈的论争。鲁迅称“现代评论派”中的某些人为“媚态的猫”、“叭儿狗”、“未叮人之前还要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代评论派”的某些做法的丑恶性，给了他们以尖锐的批判和沉重的打击。鲁迅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记录了这场斗争的历史。 多年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很多人把“现代评论派”当作“买办资产阶级文化集团”和“反革命政治派别”而简单地加以否定，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现代评论派”是一个政治主张多种多样、文化态度横跨中西、内涵丰富、思想复杂的政治文化派别，仅仅简单地分析其政治态度中的某些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为研究方便起见，本文试图从“现代评论派”的最初形成及其与它同时存在的其它团体的关系中，梳理其团体构成。 二 《太平洋》和“创造社”的联手 《现代评论》是太平洋社和创造社合伙办的一个刊物。所以，要了解《现代评论》，首先得从《太平洋》杂志说起。 《太平洋》杂志创刊于1917年3月，原定为月刊，每卷10期，1925年6月，出版了4卷10号，刚好满4卷而终刊。《太平洋》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以政论为主，文艺为副。其成员大多是留学英国或日本的学生，他们大多作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这些人回国后担任了北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杂志的主编先后为李剑农和杨端六。政论的撰稿人有李剑农、周鲠生、杨端六、王世杰等，文艺方面以翻译为主。在《太平洋》上发表过较多作品的还有陈西滢、燕树棠、陶孟和、丁西林、李仲揆（李四光）、李大钊、郁达夫、刘复、田汉等人。 从人物构成和刊物态度来看，《太平洋》是一个具有浓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团体。李剑农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在日本时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月刊的成员。《甲寅》是标榜法治，主张中国模仿英国式的宪政，主张新旧势力相互容忍调和以求中国进步的。初期的《太平洋》不但在形式上模仿《甲寅》，而且在思想上也继承了《甲寅》的核心。吴稚晖曾说：“盖太平洋之说者，皆即甲寅一部有名之记者。……然甲寅主旨，可谓无所偏倚矣，而闻太平洋主事之诸公，尤愿陈述学理，于无所偏倚上严重注意。”③这种“无偏倚”的精神，显然带有英国绅士贵族保守调和的痕迹，而其“陈述学理”的思想也为日后的“现代评论派”所继承。李剑农在具体的政治改革的主张中，鼓吹英国的宪政，提倡制定“弹性”或“柔性”的宪法，实行“英伦式的议会政治”④，要求“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也即反对“由政府机关团体，或以武力，或以其他方法，自进而为主权者，攫取最高之造法权”，而主张学习“英伦解决政治难题之先例”，也就是“承认势力所造成之事实，而令其活动于（宪法的）假面之下”。⑤这种以“调和”手段来平息中国政局混乱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资产阶级的各政派互相妥协，互相牵制，以共同维持资产阶级专政。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然只是一个幻想，它只能起到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促使人民屈服于统治者的客观效果，周鲠生在早期《太平洋》上发表的文章大多是从资产阶级法权观点研究议会政治和国家体制的，杨端六的文章则都是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如何改革中国的金融、币制和税收制度的。《太平洋》多少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发展实业和资产阶级教育的要求和主张。在政治上，他们主张“联省自治”，曾经出版过“联省自治号”（第3卷第7号，1922年9月），并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地方自治的文章。 对外关系是《太平洋》杂志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中国的对外关系问题上，它鲜明地反映了其资产阶级立场。一方面，它表达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疑惧和不满，《战后之经济战与中国之危机》（第1卷第2号）提醒国人注意世界大战在经济上和中国的密切关系，希望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不要受日本侵略，而应图谋自强之路。《评伦敦泰晤士报论老西开交涉事》（第1卷第2号）一文对于《泰晤士报》露骨的侵略言论颇为不满，逐段加以批评，维护主权和国家尊严。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它又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妥协性与软弱性，它或采取单纯从法理上研究问题的客观主义立场，或主张委曲求全，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用温和的办法从帝国主义那里讨些青睐。他们或俯仰由人，看帝国主义眼色行事（《对德外交平议》，《太平洋》1卷2号），或宣称亲英美思想，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巴黎和约与美总统十四条》，《太平洋》2卷1号）。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其政治态度的两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