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当代小说创作的潮流中，六十年代兴起的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给传统的民族小说以巨大的震动。它改变了当代台湾小说惯有的创作模式，在表现对象表现形式上均予读者以别样的感觉和新鲜的感受。作为这个现代小说流派的旗手——白先勇，他不仅被誉为台湾现代小说的盟主，其小说则更体现着这个流派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成就。笔者在潜心研读其作品后，不仅更加清楚在台湾当代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白先勇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对被人们忽视了的而在其创作中却强烈呈现着的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特质极为注目。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更多地是阐释世界或存在的荒谬性，人生追求的无奈情感。《寂寞的十七岁》写一个男学生普普通通但却炼狱般折磨人的生活：“我”整日无心向学，也不知该做些什么，父母的责骂，同学的捉弄，异性的追求，同性的纠缠，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于让人恶心，生活已使“我”厌烦到了不想活的程度。白先勇从人物心理及精神角度极写人物对世界或存在的荒谬感受。 如果说《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较早体现存在主义观念代表性小说的话，那么其在美国和回台湾后创作的一些作品，则更自觉地呈现了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共识。最为突出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芝加哥之死》和《谪仙记》。这两部作品，形象而完整地阐释了存在主义哲学流派创始人海德格尔的“死亡本体论”以及著名的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荒谬哲学”。《芝加哥之死》写留美博士吴汉魂，在刚拿到学位便自觉感到人生的尽头已伫立于眼前，六年精疲力竭的学习，使他身心交瘁；异国他乡，使他极度寂寞。那种来自于自身的威胁的情绪，终于使他走向死亡，自沉于芝加哥密歇根湖。“这是一种摆脱了‘人们’的迷惘、实际的、确信自己而又畏着的自由。”与吴汉魂有着同样选择的《谪仙记》里的李彤，虽然她的生活看起来富裕、浪漫、冒险极富魅力，但在其兴奋的饱含着蓬勃生命力背后，总是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譬如大酒店里的狂饮狂舞，赛马场上的偏拗押马，好友家纱廊里的倦睡，敞蓬快车上招呼的双手以及意大利斜塔前倔强孤傲的笑容，渐次为我们展露了李彤极度的精神苦痛和几经失败终而空虚的心灵，她也抗拒不了冥冥之中的神秘呼唤，在暮鼓晨钟之畏中，自沉于威尼斯游河之中，束断了自己与社会的所有锁链，走向了“存在”的终极，从而揭示了死是在人生旅途中终被揭示出来的巨大可能。吴汉魂和李彤以惊人的相似之死形象地论述了海德格尔的死亡本体学说，他们还以对相同的生活环境的体验，响应着加缪关于世界的荒谬哲学。 在白先勇的意识中，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和道家“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思想有着一定的位置。在他看来，人生终归是一场悲剧。他的大量小说感情的倾向，也表现着世界存在荒谬的一面。作为台湾六十年代“现代小说”的旗手，他不仅在小说形式上勇于接受异族的现代小说形式，更在小说的精神气质上努力表现着现代哲人的世界观。除了《寂寞的十七岁》、《芝加哥之死》、《谪仙记》这样比较清晰深刻体现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作品外，还有大量小说从不同侧面同样体现着这一主旨。 白先勇小说在表现形式上深得意识流手法及存在主义文学艺术技巧的熏陶，某些作品，还深刻染上了借鉴之痕迹，所以其作品颇有几分存在主义文学的味道。存在主义文学在艺术上力求打破传统手法，包括以往现代派的手法。他不追求小说的情节性，而着重人物心理精神情感状态的表现，以实现传达出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个命题。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从艺术构思、人物描绘上深受萨特中篇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的影响。吕西安幼儿时的俊美、少年成长时的烦恼曲折过程，《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我”都有过，经历过。尤其是“我”在学校对班长好友的眷恋以及台北新生园里对同性恋者的不安厌恶的心理，和吕西安对同学贝利亚克的友爱，对同性恋者热贝尔的忐忑厌烦的情状十分相似，它们都在表现某个阶段中处于成长期的少年在心理精神情感上所遇到的障碍以及最终的逾越。所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表现的一个学生于社会环境中的种种恐惧、困惑、甚至于绝望的状态，其情节的简单而精神状态的复杂，正是存在主义小说所追求的艺术形式。不独有偶。《芝加哥之死》则更受于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的影响与启发。从两篇小说的情节构成看，均有母亲病逝而主人公不悲情冷漠视之的情节；均有共同的呆板、空虚、沉闷、让人恶心的环境；均有与女友、妓女的厮混等等。从人物形象看，莫尔索和吴汉魂都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的人”，是在同样混浊的社会面前别格成了不能克服自己孤独感和无力自控的“局外人”。是在巨大的危机、压抑下形成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尽管吴汉魂不如莫尔索塑造得那么丰满，但在表现其与客观世界不相容的矛盾关系上，他的生死观念上，白先勇与加缪达到了共识。存在主义文学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运用寓意或隐喻的笔法，表达观念。这一特征在白先勇小说中有着不凡的表现。《谪仙记》中，作者对李彤左鬓发上的饰物——一枚碎钻镶成的大蜘蛛有过三次刻意的描绘：第一次是在耳际处，蜘蛛的四对足紧蟠在发上，身子却高高的飞翔；第二次蜘蛛“爬到了肩膀的发尾上”，象吊在蛛丝上甩荡着；第三次蜘蛛“十分生猛地伏在她的腮上”。很显然，作者对蜘蛛三次描写是寓意或隐喻的笔致。这里，蜘蛛象征着一种恐怖、抑制乃至绝望的力量，它与李彤美丽、奔放的个性刚好相对，它使人感到孤独，感到被一种抑已的力量包围着挤压着，从而意味着人与虚无的对视。加缪《局外人》中比较明显的以对太阳的客观描写和主观感觉而表达作者存在主义观念的笔致，在白先勇的《火岛之行》、《游园惊梦》等小说中均有相似的出现。《火岛之行》中反复描写日光：“正是下午两点钟，太阳最毒辣的当儿。白色的沙滩全着了火一般，卷起一片刺目的亮光”；“太阳象一炉熊熊的烈火”；“太阳红得象个火球，好象要掉到他的头上来了似的”。《游园惊梦》中的“太阳照在马背上，蒸出一缕缕的白烟来”；“太阳，我叫道。太阳照得人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太阳，我叫着，太阳直射到人的眼睛上来了。”这些具有象征，比喻意义的词句与《局外人》中的“太阳在天上越来越高，晒得我两脚发烫”；“开始感到太阳的压力，炎热在迅速增长”词句多么一致，作者都用思辩的方法从他内心感受来反映这个矛盾重重荒谬种种的世界。依照通常的经验，太阳带给人类的是光明、愉快和幸福。但是当作者用存在主义眼光来观察，所得感受迥然相反。美好的大自然是荒谬的、不可理解的，它使人痛苦、孤立和烦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