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学者们在论及鲁迅先生对阿Q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态度时，多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确切否，公允否？笔者在反复研读原著及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总觉得鲁迅对于阿Q的惨痛遭际，哀则哀矣，怜则怜矣，但又确如鲁迅先生自己所云：“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①。既然鲁迅已十分明确地否定了“哀怜”说，再予添足，实属多余。那么，难道先生之目的果真重在“怒其不争”这一面吗？似乎也难确定，因为鲁迅对这类观点好像也从未首肯过。否则，何以直到逝世前三个月仍然要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②可见笔者还是疑之有据的。 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确然源出鲁迅自己笔端，但先生本非针对阿Q而言者。一九○八年二、三月间，亦即距《阿Q正传》载毕之十四年前，先生在其早年文论《摩罗诗力说》中论及十九世纪英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时，言其“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这大约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原始出处了。 然而，在研究鲁迅彼时所评论的诗人及其作品之后，便会发觉将这八个字加在阿Q身上，似有生搬硬套之嫌。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的确张扬了拜伦诗歌中的斗争精神：“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③但同时先生也批评了拜伦笔下的某些形象“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仇，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④而先生的作品中决无这类格调，因此，我们首先不宜将鲁迅与拜伦等量齐观。 再者，《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里的奴隶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虽有些相近，但毕竟有异。十九世纪初叶，拜伦游历希腊，目睹“人们的心是冰冷的”，“麻木不仁的眼睛不掉一滴泪”，“许多人还在睡梦中昏迷不醒”，“他们在土尔其的皮鞭下呻吟得可怜，只好做一辈子奴隶；言行都一样卑贱”，却不敢“摆脱那可悲可耻的做奴隶的痛苦”（以上诗句均见杨熙龄译《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若将这些只是沉默、呻吟，昏迷不醒，心冷如冰，连泪都不流更不用说奋起反抗的十九世纪初叶希腊的奴隶，与二十世纪初，不仅采用怒目主义，而且会“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甚而至于高喊“我想造反”的阿Q相提并论，并有意无意地认为鲁迅对于阿Q和拜伦对于希腊奴隶都取一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那就大谬不然了。 然则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究竟何在呢？尽管先生已多有表白，诸如“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等等，可是“我们国人的魂灵”的整体内涵是什么，难道只有消极的一面吗？翻阅鲁迅的小说便不难发现：狂人要“救救孩子”，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孔子己是那么善良，《故乡》和《社戏》中的孩子们更不知恐惧和贪婪为何物，爱姑竟敢说“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贴，就不说人话了么？”……同样，阿Q对文童的爹爹“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对“里通外国”的假洋鬼子“最厌恶”，甚至骂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太“妈妈的”了，看来都应被视为“我们国人的魂灵”中的美质。我们大约都不愿陷入见林不见树的片面性，对于“我们国人的魂灵”，应该承认，鲁迅先生并没有以偏概全，那么我们这些后来者自然也不宜只见其劣而不见其优了。说到“国民的弱点”，鲁迅自己就公然声称：“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⑤可见鲁迅一直是希望改变，致力于改变，并坚信变革的，对于阿Q大约也不例外。最突出的当数描述阿Q反抗性的不断增长了。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甚至在晚饭以后，还要点灯给赵太爷家舂米，可谓“真能做”了。他没日没夜地做工，却衣不蔽体，食难果腹，年逾三十还是光棍一条。待到演出一场恋爱悲剧之后，生计更成了问题：“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但这还可担当，第一倒是肚子饿。棉被，毡帽，布衫，早已没有了，其次就卖了棉袄；现在有裤子，却万不可脱的；有破夹袄，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决定卖不出钱。”——饥寒交迫，难以活命。如毛泽东同志所论述过的那些贫农一样，阿Q这个农村无产者“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阿Q这类赤贫的乡村游民无产者身上，倘若没有抗争的因素，那还活得成吗？ 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中曾经这样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准，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阿Q不愿断子绝孙，因而想和吴妈困觉，结果却遭到一骂一打一训一罚：阿Q为了解决“肚子饿”而挨门求工，为了解决“寒冷”而“决计出门求食”，然而他也知道，“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鲁迅说：“先前，也曾有些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的人们，沉默过了，呻吟过了，叹息过了，哭泣过了，哀求过了，但仍然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因为他们忘却了愤怒。”⑥继而鲁迅又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时代！”⑦可见“愿意活在世”上的人有两个时代：其一是一味沉默、呻吟、叹息、哭泣、哀求的时代，自然就虽愿意活在现世而不得；其二是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时代，自然就能活下去。即如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所述：“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