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回答对于启蒙的几种质疑 倘若不仅把启蒙视为发生于十八世纪西欧奠定现代性基础的思想运动，而且视为一种从西方向全球扩张之脱离传统进入现代的思想动力，一个不同地域文化难以避免的“西方化”过程，那么，像康德那样把启蒙解释为一个“通过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获致成熟性”⑨的普遍教育和训练计划，或者泛指把人类从迷信、恐惧中解放出来和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⑩，乃至如“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奠基者普遍具有的信念：脱离蒙昧、走向文明的中西文化融汇的脱胎换骨过程，以及树立民主、科学、法治的权威的文化革命，现在看来，仍未能曲尽其全部内容。启蒙的问题，正如福柯所言，“标示近代哲学没有能力解决但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问题在深思之中进入了思想史”(11)，不论其发生于何时何地，亦不论其答案之是与否，在其所思所行中难免特征与现代性的纠葛，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对峙，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于启蒙问题的个性解答。 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中，追问启蒙的意义可能是最严重的主题之一，国外有关思想资源如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福柯、后现代理论、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引进被戏称为最具颠覆性的“外资”引进项目。这些多来自当代西方的思想展现了一幅迥异于“五四”思想先驱和八十年代启蒙主义思潮的现代性“末日”图景：韦伯通过揭示理性的分裂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难以通约和相互敌对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批判了现代性的根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把法西斯纳粹制度的起源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在历史领域反省哲学问题，把启蒙的辩证法呈示为一个理性、主体日渐神话化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理性变为非理性、启蒙走向蒙昧；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解构政治学用来揭示启蒙计划背后的权力关系尤为适宜，以“反现代”为宗指的“后现化”理论（如利奥塔德）则从质疑启蒙叙事入手质疑一切现代知识形式及其法则，现代性危机被明确为知识的合法性危机；而激进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更直言启蒙的文化侵略内含，启蒙计划被逻辑地理解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确认，启蒙知识分子成为其文化控制的工具和通道，重建本土文化的价值和尊严则近乎必然的选择。在这一图景中，诸如理性、主体、知识、进步等观念不再是启蒙殿堂巍然耸立的柱石，而作为现代化不良后果的原因频频受到拷问，启蒙及其问题与现代性建立以来“各种社会变化的成分、各型政治制度、各种知识形式、各种把知识与行为加以理性化的计划，以及各种技术突变”(12)的难题之间处于一种夹缠不清的状态，被撤去了界标和柱石的现代性不再是具有诱惑性的知识前景，而成为可资争论的思想遗产。中国“后现代”言论和“新国学”运动追问启蒙的意义，其知识、社会、文化依据主要即由它所提供。这种对启蒙的质疑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纠葛可解析为四个问题，即理性—主体神话的破灭、启蒙设计中的知识—权力关系、文化等级与进步的观念及交流沟通与文化归属之间的悖论，分别关涉启蒙的资源、方法、实践、作用等内容，有待我们围绕这四个方面就启蒙的意义作出辨析。 理性—主体神话的破灭 我们知道，在知识、道德、美学、历史、自然等领域确立人的主体性以对抗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宗教迷信。是启蒙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人的主体性又主要是指理性的主体性。理性不仅能够自立权威，确立知识、伦理、法律、科学等法则，提供人对抗上帝的资源和掌握自然的命运，而且能够掌握自身的命运，使人类历史走向一个正义、自由、平等、进步的和谐终端——“理性千年福祉王国”。尽管这一过于乐观的设计曾一路遭受质疑启蒙精神的如尼采、克尔凯郭尔、施蒂纳等鲁迅所谓“新神思宗”和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两面夹攻，战争、灾害、暴政等天灾人祸也为启蒙以来的历史作了相反的注释，但它“作为一种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拉上直接关系的事业”(13)，其内含的创造激情、人道魅力和知识远景仍能加固对自己的信仰，尤其当它从一件欧洲社会事件演变为一个“将整个人类都卷入”的复杂历史过程时，情况更是这样：在“五四”版和八十年代版的中国现代性拷贝中，理性及基于理性的主体，无疑居于价值的中心，一切现代知识形式及其法则都被奉为思想和学术圭臬，复杂的文化和社会转型问题在“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整体论逻辑中被组织成为一项严密的合理化工程。 把对启蒙的批判置换为对理性—主体的质疑、中国当代思想最早援引的是如尼采一类强调生命直觉、感性立场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主体性理论，如八十年代后期刘晓波和李泽厚的论争，就具有尼采和康德的不同思想背景，但由于指涉对象的不同，这类批判虽能深入文化的根本，直面人自身的问题，尤其是内部精神生活的问题，却无法汇入其关于社会和文化合理性基础的沟通和建构实践，仅仅从身心分裂的角度质疑理性，把人的物化设定为主体的死亡，并不具有说服力。由于源各有自，其以意志主体性替代理性主体性的救赎现代文化的方案，实在是启蒙的修正和补充而非颠覆。理性—主体的观念从思想到具备真正的历史内容，当然有赖于启蒙以来各种知识、社会、文化的实践，它根植于它的程度，必将其具体存在化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诘问，而产生能够真正撼动其根基的力量。我以为，源自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传统的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等将主体社会化的思想庶几近之，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启蒙的逻辑质问启蒙，以理性的力量锤炼理性，以对主体的信仰宣判主体的消亡，使启蒙自身的问题逃无可逃，也使其对启蒙意义的追问更加显得严重。 声称“对现代性仍然深信不疑”(14)的他们是从追踪纳粹制度的精神缘起进入对启蒙的批判的，其思想和结论深刻地影响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反省现代性的言论。把纳粹制度及各种极权形式、由科学工具化所造成的技术与社会的脱离现象、思想商品化、蒙蔽理性之光的文化工业等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病症作为启蒙的结果，以考察“这种思想的概念，以及这种思想错综交织在其中的社会的具体的历史形式、机制”(15)，令人感触其内在的锋芒。它被展示为一个启蒙精神自我摧毁——理性成为神话、主体沦为个体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启蒙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一种使人类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的追求，它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理性作为“用主体的设想来解释自然界”(16)的神话的解毒剂出现；另一方面，理性又借助各种知识形式把主体的暴力施加到自然界身上，“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17)，成为一种新式神话。科学与对象的关系、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被类同于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这样，科学和逻辑的意义都成了问题。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统治形式还随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日益渗入人类社会，理性的统一性和形式逻辑的简约在社会领域演化为极权主义的恐怖，而启蒙最工具性的形式——文化工业的出现则带来更大的问题：操纵技术的权力（一种主体性方式）日益为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让步，批量生产远离真实的伪知识、伪文化产品，对它们的不断消费导致批判能力的丧失和陷入新的愚昧，理性的普遍主体被分割为无数互不相干、无个性、物化的个体，启蒙的精神沦为欺骗群众、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个性和自由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极权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