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x自认“一向是大都市的人”①，是个城市背景很深的作家。但他自1950年至1980年期间进入创作后期（仅小说，短篇不下60余篇，中长篇达10部之数），文风渐变，都市主题日趋悲凉，乡村性的画面大量渗入，都市神话似乎消褪了，或说变了质。香港给予他巨大的文化压力，加之上海，还有台北，中国沿海城市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徐訏身上激发出的复杂文学品格，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 一 四十年代曾经写过《风萧萧》、《鬼恋》、《赌窟里的花魂》这些摄人心魄的都市作品的徐訏，仿佛任凭自己的乡村回忆在心中泛起。其时，他四十刚刚出头，本没到要靠回忆过活的年龄。 乡间记忆的复活有多方面表现。写旧时家园，失落童年，写乡愁的作品多起来了，比如《陷井》、《责罚》、《私奔》、《神偷与大盗》，使人想到他潜在的乡土出身。徐訏说过他父亲“已经不属于农村”，但母亲是，他自己的童年是在浙江慈溪农村环境度过的②。他在香港三十年一直说上海话，但许多人证实他能打乡音③。所以难怪，他写香港无非是灯红酒绿，写舞场、夜总会简直无法与穆时英相比拟，但这时在他的小说里开始出现光采的乡村风景片断，像《鸟语》里那个能与百鸟对鸣低吟的乡女芸芊所在的竹林蓠园的描写，《痴心井》中另一位村姑银妮栖身的旧宅漪光楼断墙残垣、豆棚井台的画境④，都是情感投入很深的文字。《私奔》写的是枫杨村姑娘翠玲姊为免嫁给在上海做五金生意的男人，而与相好的季明哥私奔的故事。经过“我”的儿童视角叙述的。一首美丽的民间情歌在都市压迫下破灭，问题却不出在封建礼教上面。可能其时中国东南沿海江浙一带农村的宗法思想已经相当的松驰，这对青年男女的“私奔”居然是成功的。双方的家长认可了他们结婚，紧接着季明携妻子到上海的油坊做工。待“我”在都市里再一次看到翠玲时： 她的长长的美丽辫子已经剪去，短短的头发烫得高高低低；她穿一件发亮的碧蓝的旗袍，很短，下面露出粉红色丝袜，一双簇新的圆头皮鞋，后跟还高了一点，两根狭狭的皮带死繃繃压在脚背上，上下耸起着肉块，使我想到乡下的牛轭。……⑤ “我”当时奇怪：“他们怎么一下子竟变成上海人了呢”⑥。翠玲本为避嫁给现时的“上海人”才私奔反抗，结果却是投入一个未来的“上海人”的怀抱，自己也做了个让上海佣人背后指为“乡下人”的“上海人”！其表现都市毁灭乡村的不可抗拒及可笑性，真是异常生动。 应当指出，此类乡村进入城市受到“改造”的叙事，是本时期徐訏提供的最佳文本。如《马伦克夫太太》写乡姑一嫁落到上海“大世界”娱乐场三十多岁的管事手里，再嫁给了上海五十岁的外国人，沦为都市庸俗女子。《传统》里的师妹晓开被母亲带去上海后，便再不能同青梅竹马的师哥项成结合了。而长篇《江湖行》的男主人公野壮子，几乎是眼睁睁看着与他相爱的女人葛衣情、紫裳、容裳、阿清一个个走向城市，又一个个离他而去。 有趣味的是，徐訏就像描写翠玲一样，抑住了每个人的发式意象（中国人发式之重要，请看鲁迅的《头发的故事》），来揭示她们面临都市发生的深刻变异。差不多无一例外：“晓凤还是那么漂亮，只是稍稍胖了些，可是两条乌油的长长的辫子已经剪去”⑦；晓开“她长长的辫子剪去，烫起头发”⑧；“紫裳的乌黑无比美丽修长的头发已经剪去，她烫成了非常流行时髦的发样”⑨。“辫子”成为乡村美的象征，它的消失标志着“都市的美容”的完成⑩。站在乡土立场看去，不免惊心动魄。 逆向的，如果是都市文明返回乡镇，会遭遇到什么？会遇到一片澄静清明。像《痴心井》里城市的“我”在杭州故园井台边所见到的银妮姑娘和她的乡村式的痴爱。所以，《鸟语》让城市人一头撞进鸟语世界，连带撞进一个毫无尘土烟火气味的女性灵魂。这个世界与城市截然两分，暗喻用人语无从沟通。 显然，徐訏这时的小说全力奏响了批评都市的音调，不过比较浮面。倒是讨论新一代都市爱情用乡村故事反衬较为有力。都市中“大家都是用钱在陪情人玩”，而《陷井》里祖父讲述的因落入森林捕兽地洞获得杂货店女儿爱情的故事，需要的仅是缘份(11)。甚至有些并非直接表现乡村的小说，实际也包含着一个城乡对比的深层结构，将乡村生活方式，乡村人性，在都市肌体内面加以肯定。《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刻划香港这条寻常马路上，奔富却不忘穷的城市佣工，《花神》写花匠阿福用二十年的心血培育花魂，在一场突降的灾难中，更闪耀出他“艺术家”一般的人格特征。两篇作品都是描述在都市边缘生存的人，或称“城市里的乡下人”。他们可能在明日便演变为都市人，但今日尚未被毒化，仍保持了诚笃、虔敬地对待生活的乡风。 就是这样，徐訏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环境里，高扬起乡村精神。他当然是受到了都市的刺激，受到来自身边的触动。上海没有促成他的乡村回忆，而香港做到了。相应的，他的浪漫、神秘和散发特异情味的叙述文体，也不知不觉做了移动，变成一种适宜于回忆、追索的结构了。 徐訏的小说经常从码头上、轮船上、路途上，以故人相逢的形式开始。在海底隧道和地铁尚未开通的昔日，天星小轮该是匆忙的香港人不期而遇的地方，《一九四○级》便是自港九轮渡碰上重庆时代的学生，而引起倒叙的。其他像《杀妻者》是路人自述；《盲恋》因在船上得一部手稿；《婚事》为报上披露某人归国的消息；《鸟语》缘于故乡寄到的手抄佛经；《杀机》乃辩论者讲出个人经历；《江湖行》、《时与光》则是男主人公长长的忏悔史（后者属于灵魂升腾中的忏悔），这些都是最适宜回叙、回忆的体式(12)。虽有时不免给人“唠叨”、“重复”的感觉，但有什么办法呢，城乡冲突不断迸发的徐訏小说，本质上就是回叙和回忆，他正是要带领读者循环往复地沉没在香港对故乡的回盼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