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发表之初曾释家蜂起，盛誉其深沉厚重的文化内蕴和历史意识。同时也有一些双向的批评，如：模仿的痕迹，语言风格变化的是与非，政治色彩与性描写等等。我读《白鹿原》，最为惊异的是，陈忠实在一个看似泊来的艺术框架里，却设置了极为个性化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演绎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传递着一种独特的“宇宙感觉”…… 一、空间设计：三元的稳定性与内在活力 《白鹿原》令人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家族题材，寻根意向，对民间神秘观念的认同，某些细节的相似，以至人物关系的某种对应性。然而一个微妙的变化在于：当你清晰地看到这模仿的印迹时，却更深层地意识到了它的独特。模仿带着某种程度的刻意姿态，这种不屑掩饰的刻意，引出的恰是《白鹿原》的创造。 我们知道，构筑《百年孤独》的思维框架的是时间意识。一种认为时间不仅具有长度，而且具有质量，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渗透的时间观念，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大发展。《百年孤独》表达出对这一哲学思考的纯粹认同。小说中布恩地亚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在多重时态连缀的叙述语言中，在子孙后代不断的姓名重复、性格循环中由起源而至覆灭，把百多年的历史箍成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圆心叫“孤独”，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表现着对自身命运的沉思、对时间本质亦即生命本质的理解。《百年孤独》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最出色的作品，作为民族特色弥漫小说的是其文化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但神秘主义只是故事中人物基本的思维方式。在其背后，冷眼观照神秘主义的芸芸众生，以一只隐藏更深的无情的手划出人物命运之圆的，却是现代西方文化。如此一种结构是对拉美文化的历史命运的透视与写真。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与追逐是《百年孤独》的主题话语。 摆脱不了模仿的阴影的《白鹿原》，同样叙述了一个家族（白、鹿两姓）半个世纪的“原上”的历史。但我们发现，小说明显缺乏时间意识。故事情节以至细节的起止时间很难辨认，也不存在将时间重叠化、复杂化的企图。小说在整体构思上似乎有意地忽略了所谓的“时间本质”、时间真理”，甚至拒绝了西方的深度观念，否认所谓“痛苦”具有本体的意义与价值，也极少正面展开对“孤独”、“寂寞”一类境况的思考。代替“深度”价值观的，或者说一种潜藏的异样的深度感是对超然、洒脱的飘逸境界的向往，如朱先生与白鹿。属于《白鹿原》的基本意象，明显有别于《百年孤独》中那块冷寂的易变的冰，而是被人们想象、比拟并加以言传的一张烤得通红的铁鏊子，与它相关的另一个意象，是从朱先生墓穴中挖出的一块方砖，砖内夹层题字——“折腾到何日为止”。更有味的是它以一个很形象的平坦的地域词作了书名。此类意象共有的特征是平面。一言以蔽之，统领《白鹿原》的内在观念并非时间意识，而是另一个相对的范畴：空间。这便是《白鹿原》与《百年孤独》根本的分歧点，也是《白鹿原》的独特的创造。小说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铺展为一个恒定的平坦的画面，又以此来隐喻数千年，隐喻我们这个曾被称为“超常稳定”的东方文明，主题是对中国文化的解析。小说把这一文化结构宿命般的衍生，它平稳、恒常的特征，它的沉重与洒脱，它的内在张力，作了文学的象征性描述。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中生有”，还有句古语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与“有”是一对哲学范畴，而关于数字的界说则表示着对现象世界事物关系的理解。《白鹿原》深谙其韵。我们先看白嘉轩。白嘉轩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民族精神的象征，其人格形象的确立，在小说中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小说的起首句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事实上后来的白嘉轩并没有表现出以女人之事为豪壮。我们民族文化以伦理为价值轴心，白嘉轩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道德精神，然陈忠实却偏偏将“性”问题——如有的论者所言“民族的真正忌讳”——作为全篇的“定弦之音”，①且淋漓酣畅地描绘了七场洞房秘事。至此以后，白嘉轩的故事便进入了“道德人格”的规范，再也与“性”无涉。这样一个开头，并不仅仅为了制造一种富于刺激性的阅读氛围，更不是有关人物私生活的闲笔，而是别有深意。白嘉轩六场婚姻的失败皆因性事不谐，而屡败屡战的理由十分明确：“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断了香火”。在《白鹿原》中，“性”的基本功能是象征着原始的生命力，象征着混沌的、原初的“无”：小娥的蒙昧，黑娃的出走，白孝文的自我放逐……性符码主要作为文明秩序的对立面而存在。（一个例外者是白灵，白灵的爱情追求浸染了更多的文明色彩，与精神理想融为一体。）而族长白嘉轩的性经历正象征着我们民族的文明秩序由一片混沌的原始生命力孕育并产生的过程，它被用在篇首一次性叙述完成。以七个女人为代价，七场精神、体魄的搏斗换来了白家的“香火”，它意味着白嘉轩获得了堂堂正正的族长资格。随着儿子的出世他修祠堂、立“乡约”、办学堂，用来规范、教化人们的行为。小说写至第七章，故事的功能一直呈线性推进，至第八章第二段开头一句话写道：“白鹿原又恢复了素有的生活秩序。”八章以后的所有事件不再起线性延伸的作用，而是在“交农事件”基础上世事风烟的平面铺展，循环重叠地写一件事：写社会政治与宗法家族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白嘉轩的族长地位既已坐定，此后数十年无大变化，作品至此也就完成了白嘉轩的性格，他成了一个恒定的“一”，前七章是“一”的确立。 在白嘉轩继任族长之时鹿子霖的性格也已展开，并在七章以后，逐步与白嘉轩构成了文化人格、家族利益以及政治态度诸方面的二元对立。白、鹿二人粗略地代表着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正、负两个方面，二者同根同源，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白、鹿异姓同宗，由道德性引出了功利性，从两个极端组合成一个思想文化体系，这一点已为许多论者所识。二元论也许是人类思维中一个最普遍的现象，设如西方的浮士德与靡菲斯特。两极对峙即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但作者并不滞留于此。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小说还萌生出第三元：黑娃。黑娃的逸出如黑娃之语——“风搅雪”，他波澜壮阔地掀起了原上的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