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杂志上。我那时读他的作品，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他像“五四”那代学人一样，以平和、扎实、厚重的文字，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张先生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的人，他的修养很深，对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又因为受到鲁迅、周作人的影响，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别于当下的文人。以文化的、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观照文化和艺术，这种思路的特异性，至少对我这样生于50年代末的人来讲，是新鲜而又极富有引力的。 我在《读书》等杂志上，陆续地读到了他大量的文章，被他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吸引着。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冷静、沉稳而超然地呆在京都的一角，指点古往今来诸多趣事，不故作惊人之语，更无趋时之态。他的苍劲、古朴的文风，和饱经忧患的情思，使他的作品散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自周作人以来，我们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清淡、疏雅、博杂的文字了。张中行的出现，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出现了旧式的、然而又具有“五四”个性主义类型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他让我们看到了流行了四十余年的文风的孱弱性。与他这样沉浸在东西文化之海的文人比，当代轻薄的文人应感到惭愧。至少，这位文化老人，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提示。 2 张中行1909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而是一个杂家。这种杂家，非班固所云“漫羡而无所归心”者，而是兼哲理与艺文、形而上与形而下，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他对罗素、培根的研究，对老庄、孔孟、佛学的思索，其成就均令人仰视。他晚年所著的《顺生论》，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论语》。那弥漫着广阔、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亦可当做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写作的时候，更多地是在关注人生难题。他像一个哲学家，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追述理性的大限。这很像庄子，也类似孔子，和“五四”后的周作人也有相似的地方。很难说他喷吐的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标新立异——人的一生能在一两个问题上，为社会提出崭新的解释，已实属不易了——他讲述的，既来自一种学术上的内省，又来自一种独有的生命体悟。这种内省和体悟，排除了近半个多世纪的一切先在的理性干扰，一切都是原原本本的，来自于一种孤独的文化咀嚼时的偶得。像李叔同坐禅时的冥想，又类似丰子恺那样远离尘海时的冷观，同时又如同闻一多、朱自清那样去直面人生。在张中行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平淡的。他以布衣之身，在生活底层，一直穷追人生哲学中最困难的一隅。生命有意义么？如何生存才是合理的？什么是“存在”？“存在”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他研究国学，但后来又跳出国学，不是信徒，成了外观者。他研究逻辑学、哲学，但非食洋不化，而是消化为东方式的体悟，用启悟的文体，去表达思辨的内容。张中行的兴趣广泛，不像有些文人那样一生只钻研一个领域的问题。他自称为杂家，并谓“样样通，样样松”，自嘲自己的路子铺得太多。其实也正因为如此繁杂，他的思维就显得比常人活跃。他喜欢书法、字画，对诸种骨董兴趣很高。又熟读经史子集，儒学和儒学之外的东西涉猎甚广。他留意于野史，于山林野叟中常得到些有趣的话题。这一点很类似明末一些文人，不拘于礼法，思想不定于一尊，博取种种杂学之外，注重于性灵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他对佛学的态度，这里可见出他思想的主要东西。周作人曾说，在中国，看一个人学问和思想如何，先是看他对佛学的怎样解释，次看其对妇女的态度。张中行于这两点中可说是用力很大的。尤其对佛学，真真是熟得很，诸种典籍，如数家珍。但又不像某些佛学学者过于钟情于佛法，而是从中绕过，以西洋的逻辑学，人文精神，和怀疑主义东西反观诸物。于是便有了《禅外说禅》这样的大作。把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信仰意识，谈得头头是道，真正像一位高人在戏说人生。他很留意各种文化现象，衣、食、住、行，风俗人情，典章制度，等等，均在思索范围。多而杂，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便是：论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于司空见惯之事中，总要说出异样的声音。这便是杂学的力量。他写文章，意在明理，明理在他那儿，已不再简单的是儒生的现实理性的顿悟，而是带上了西洋哲人式的东西。如同培根追问人性本体，康德反思人的思维结构，张中行在诸种思想的吸收、碰撞中，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表达式。这在当代文人中是少有的。所以，这是他特殊的贡献。他把洋人的形而上的东西，与东方人体味的东西，较好地杂糅在一起，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像禅又不像禅。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有真的内容隐在其中。读张中行的作品，你必须认认真真地揣摩，兼哲学与美文于一体，正如先秦散文一样，杂而有序，洋洋洒洒，散淡冲荡。世间尚有此类作家在，无论如何，是读者的幸事。 3 启功先生谈及张中行时，赞之为“玩文物那么有兴趣，讲学问那么广博，生活上悃愊无华，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无疑的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读张中行的作品，你会觉得，启功的感叹是不无道理的。张先生不是唯美主义者，写作乃是他思索人生哲学时的一种情思的外化。他一生所思者，是精神的悖论。“你爱它，他会给你带来苦；你恨它，却又躲不开；你同他讲理，讲不清楚；不讲，决心胡混，又会惹来麻烦”。这很类似康德的某些观点，康德就觉得，人的先验认知方式有限，以有限来穷尽无限，便走进“二律背反”，故彼岸不可知。这是人类的宿命，张中行也看到了这一宿命。他绝不说人的思维达不到的虚妄的东西，例如对某些宗教问题的存疑，便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理性达不到的地方，那领域的事情，多臆造之处，不可信。怎样消解这一认知的困惑呢？他提出了顺生而行的观点。《顺生论》云： 我们生而为人，站在人类的地位说长道短自然是难免的，不过要讲包括其他在内的大道理，那就应该眼睛睁大，心情冷静，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地认识，所谓善恶，是人类以己身为本位来评价事物（严格讲应是评价人的行为）的一套概念，推到人类生活以外是行不通的。而讲到善恶的本原，其实也简单得很，不过是人生有“欲”。人类乐生，于是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于是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其他衣食住行等等事物的评价都不过如此。这里也许有人会想到更根本的问题，即“欲”的价值问题。这当然很难说，有所欲是已然的事，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反正是既成事实，除了顺受之外，又能怎样！前面说，有的人不安于生命之徒然，这是想给“欲”及其派生的一切找个理论的靠山，以证明人事上的种种琐屑是理合于天。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有所得，也未必没有用，如《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一类。但是这类领悟，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用它自悲或自欺都可能有大用，如果竟以为这就是真理，定而不可移，那就与相信鬼神没有分别了，夭道远，人道迩，人生有涯，人力有限，我们最好还是不舍近而求远吧。 每每读到他对人生某些无奈的叹息，我便对他的大悲苦之心，有了一种亲切之感，我们同在一个无奈的时空里，社会观念的幻像常常把一切置于一种全能的精神解释之中。但张中行一直清醒地提示着我们，什么是人的有限性，人的精神可抵达的地方在哪儿？他的散文，这种玄学的特点，亦常流露其间，既深味“红尘”，又不遁入空门。鲁迅式的反抗绝望，同周作人式的“绅士”气，与他均不适宜。于是便选择了康德、罗素式的人生态度，以哲学之眼光，冷冷地看人生，品味人生，像一个超脱凡世的道人，但又颇有布衣、“寒士”之气。食五谷杂粮，谈天文地理，一生不与官场结交，老老实实做一介书生。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吧？因为谙熟于子史经集，他写文章显得大气磅礴；又因为一生在社会底层生活，在炼狱中少顺多逆，故对人间悲凉体味很深。看他回忆诸亡友的文章，听他谈论古今文人的故事，让人思绪顿开。我在与先生的多次接触中，多次感受到他来自心灵深处那种悲楚意识。他对人生悟得太深了，一切世俗的幻像都在他那儿被粉碎了。这让我想起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他像苦雨斋主人一样，背负着巨大的文化负荷，把人的一切苦痛都吞在自己的肚子里。但又不是一个神经质、绝望的人，他以自己的超然、冷静、平和之心，将种种苦难，转化为一种征服人生的精神自娱。既然天下之事多不如意，人生苦境甚多，与其哭哭泣泣，不如以平常之心待之。《顺生论》中说：“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常常处于两歧之间：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选择一条道，向前走。”无奈与乐观、忧患与通达，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但在他那里被调和得很好。张中行是位求知的人，但求知的目的，在那儿已不简单的是去找什么人生的出路，而是让自己和周围的朋友，更清楚地看清社会与人自身的某些深层东西。说宿命，他确实不相信一切先在的理性主义，即先验的东西；说通达，他又不盲目地皈依于一种信念。他一生都在苦苦地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靠独立的判断去把握人生。他的迥别流俗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