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术界迄今还有认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40年代不复存在的观点，笔者认为：现在已不仅是应当肯定它的存在，而且是应当对它在建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艺术所作出的变新和贡献给予科学评价的时候了！本文拟着重就无名氏代表作在选择人生哲学命题上所显示的鲜明的现代主义属性及其意义问题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一 作为西方两大哲学流派的柏格森哲学和存在主义，不仅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支柱，而且已化作人生哲学命题喧嚣在文学作品中。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个体如何通过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达到本真的自我从而获得完美的存在？以及生命、自由、孤独等对个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这些内容成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普遍主题，致使它成为衡量现代派属性的重要标志。 这里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华土的传播。应当说，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学说与中国人见面是同期的。钱修智于1914年5月在《东方杂志》10卷11号发表《梦之研究》，介绍弗氏的精神分析学说，同年10月钱氏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布洛逊哲学之批评》（布洛逊即柏格森）。但就传播声势而言，柏氏却是捷足先登的。1921年12月《民铎》杂志推出“柏格森号”，刊文多达11篇，不仅对柏氏的哲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介，还对哲人的生平和研究书目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而评介弗洛伊德学说的，此间还只是些散篇。与具有科学招牌、内容别具刺激性和招徕效果的弗氏学说相比，柏氏哲学主调明朗、浪漫、乐观而富有鼓动性，两者自“五四”后，在中国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轰动和持久的热力。 关于存在主义，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年）、王国维的《叔本华与尼采》（1904年）和鲁迅的《文化偏至论》（1907年）等文，已将其先驱尼采、克尔凯郭尔介绍给中国并表现了非常的兴趣（如鲁迅由盛赞尼采和克氏对近代文化偏颇的批评与对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个体本位主义的张扬，从而提出自己的个体本体论和救国方略）。至于五四时期在中国所掀起的尼采热更是人们所熟知的。鉴于存在主义在西方正式诞生并真正引起广泛注意是本世纪20年代之后，加之它的个体本体论及其阴郁、虚无怀疑主义倾向和令人难懂的哲学语言，在集体主义风起云涌、时代急需唤起民众走向革命的中国，有点不合时宜，比不上柏氏哲学在华土的命运。但随着存在主义的正式诞生和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崛起于德国，声誉日隆，以及它在日本成为该国哲学的主流，从20年代中期后，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始终存在着，如扬人楩的《现象学概说》（1929年1月《民铎》10卷1号）不仅介绍与现代存在主义联系密切的现象学，还论及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刘崇谨翻译了日本存在主义先驱西田几多郎的论文《现代的哲学》（1928年3月《民铎》9卷3号）和代表论著《善的研究》（1929年1月开明书店版）；1933年《沉钟》第21期刊发克尔凯郭尔语录（冯至译）；1934年《清华周报》（第42卷第8期）推出“现代思潮特辑”，多文论及存在主义，视它为现代世界主要思潮之一；1939年萨特的长篇小说《厌恶》和短篇小说集《墙》，已通过来往于香港、巴黎之间的邮轮传到中国；二次大战结束后，风靡欧美的萨特存在主义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作为时髦思潮谈论…… 谁也不应该要求人们去做历史尚未提供条件的事，但是，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先后在中国已传播影响达20多年，而且两者在西方已经共同构成一个人生哲学命题在现代派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戏剧）中普遍存在着，而在40年代之前在中国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长达20多年间，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的目光辐射始终没有真正超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范围。20年代作品的命题几乎是单一的表现“本我”和“自我”（或“超我”）之间的二重冲突。到了30年代，在继续这种表现的同时，有些作家可喜地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的小说观念和艺术手法。应当说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所表现的命题开始要超出弗氏学说的范围，尤其是反映洋场社会都市之子的迷惘、孤独、忧郁、绝望和疯狂、堕落，已经涉及对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表现。但他们对新感觉派小说艺术的引进源于他们认为此种直觉艺术（无疑是现代派艺术的重要属性）适合反映现代都市社会和作家的心理情绪，而不是从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命题的角度和高度去引进，更没有在创作中达到构成命题的程度。所以这些作家（如穆时英、叶灵风、施蛰存等）一方面在汲取新感派艺术如何在表现都市之子中发挥效益，同时仍在主要写他们的弗洛伊德式的现代主义小说。况且在那些基本属于表现都市之子生活和精神“粘滞”状态的作品，只是一些短篇，或表现短时间状态，或表现一瞬间感觉，远没有把西方现代派作品所普遍表现的生命哲学放在创作命题的位置进行自觉的表现。对于这种理应将生命哲学作为主题表现的作品，直到40年代才问世。尽管投入的作家很少，但一问世，就以不凡的风韵和宏篇巨制的气魄震撼着读者。其中无名氏是特出的。对于这理应出现而又真的问世的作品，人们本应不仅给以首肯，而且应当科学地评价其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小说的贡献，但至今却还是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对新文学的研究和发展也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二 对于内涵丰富和复杂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不可能用几句话将其全面概括。但是，它们在阐明人生哲学时，把“自我”、“自由”都强调到至高至尊的地位，在他们的著作中，喧嚣着“自我寻找”、“自我超越”、生命就是创造、存在就是自由的理论，这是共同的。这些理论对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了他们思考创作的核心。在这种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以“自我寻找”、“自我超越”为中心内容所构成的人生哲学命题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由于这种创作命题在现代派作家作品的突出位置，致使对这种创作命题的选择和确立，成为判认是否属于现代主义作品的重要标志。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40年代正是以引进这种人生哲学命题显示它的属性的。成就最大的是无名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