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当代文学中的自主意识经历了觉醒、展示、高涨、迷惘的发展过程，陕西作家的创作忠实地展示了包括作家自己在内的文化人的自主意识。无奈的流浪，痛苦的回归，是这个过程相反相成的双重变奏。陕西作家的创作既是新时期文学诞生以来作家表现自主意识的总结，又是另一个新的开端。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也有困惑。 【关键词】 自主意识 精神家园 精神流浪 精神回归 一 当代中国文化人的自主意识，实际上已经陷入了破碎的迷惘之中，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造成这种迷惘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发生在当代的令人眼花瞭乱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不是社会某个具体的局部意义上的修修补补，其要改变的也不是我们生活的某些细枝末节，它是对于我们旧有的观念、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已经而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实质的意义上改变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冲击面前接受检验，每一种观念都要在新浪潮中接受洗礼，作为代表社会意识与观念的发展趋向的文人、作家更是首当其冲，无论你的精神指向如何重新确定，变是必然的，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因而迷惘也是自然的。其二，当代文人的自我意识是在旧的信仰变作废墟的过程中建立的，它借助的力量是外来文化，它使用的武器是破坏性的批判，它生长的土壤是否定了民族文化传统之后文人们自己虚构的一片灿烂原野，自始至终洋溢着没有明确指向的反叛精神。在痛快淋漓的、带有报复心理的反叛之后，留下来的只能是空白和迷惘。迷惘的自主意识在这双重夹击之下变成了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虽然在撕心裂肺般地啼寒嚎疾，但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容身的棲栖之地，于是，游荡的灵魂产生了回归愿望。这就是“陕军东进”六部作品（陈忠实：《白鹿原》，程海：《热爱命运》，京夫：《八里情仇》，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废都》，老村：《骚土》）中表现出来的与以往不同的自我意识倾向。 六部小说，各具特色，各有侧重，但我们都能从中品味出小说深切的历史感和作家所表达的要回归历史的强烈欲望。他们要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出历史，不愿其笔下的人物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流浪，企图在历史中给他们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不论作家们的努力在多大意义上获得成功，但他们的愿望和心态是共同的。正是这种愿望和心态使他们的精神探索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其中包含着一部分游荡归来的热切，这也是“陕军东进”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因为有文化的公众同样在身受精神迷惘的煎熬，希望包括作家在内的有识之士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回归历史，是因为我们曾经出走，重新走回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历史已非原先的历史，重归的流浪者也已持有一种崭新的眼光和心态，这种新的心理特质的出现在于它找到了支撑它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当然也是在历史中找到的。把自我的心灵和自主意识融入历史文化，从自己脚下的土壤和精神赖以生长的传统中寻找真正的精神力量，全神贯注地塑造充满生命意识的强健的灵魂，窥视这个灵魂的种种痛苦和挣扎，这就是“陕军东进”作家群全力追求的目标。他们对历史的观照和依恋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心灵的回归实际上饱含着复兴和创新的企盼。六部小说中创造的可称之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至少可以成百计，几乎每一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在性格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作者对他们所代表的生活和人群的批判意识，这是人物形象富有生命力的缘由之一。但是其中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朱先生是当代文学在现时代少有的几近完美的人物形象，这位其貌不扬、乍看之下让人觉得“不咋样”（白嘉轩语）的读书人是作家竭力宏扬的历史文化精神的象征。他饱读儒学，却又不以儒士自居，更不拘泥于儒学，成为寻章摘句的无用的雕虫；他平易、谦和、儒雅的神情风度；上识天文，下察地理的预言式的忠告，都使他在白鹿原上被人当作神一样供奉起来，以致朱先生自己感慨：“看来我不想成神也不由我了！”认定朱先生为神，这自然是白鹿原上的凡妇愚夫们的浅见。白鹿原上最有见识的人白嘉轩却断定“那是一位圣人”，并且认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余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朱先生的完美和他所向无敌的人格力量足以使他有资格充当一个精神的领袖，作者之所以要把他塑成圣人目的也在于此，在朱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陕军作家们对历史文化的依恋的最后答案。凡人成不了圣人，连白嘉轩这样有能耐的人也难望其项背。白鹿原上虽然只有一个圣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但芸芸众生却能在圣人精魂的光照和荫护下秩序井然地过他们凡俗的生活。白鹿原上的凡人们需要这样的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作家十分深切地感知到了这一需要和焦渴，所以把他心灵中的一腔挚爱都贯注于朱先生身上，因而这个形象才如此这般地光彩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