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风之树》讲述的故事和许多具体细节，确实是并不多见的一种生活图景。这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作家李锐多年乡村生活经验的收获。小说的成功，它的撼人心魄的效果，首先就得力于素材的新奇。 《无风之树》让我们在日益轻薄的精神风气中，又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沉重。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无一不是沉甸甸的。唱主角的“拐五叔”，因为替远走他乡的哥哥照看过几亩田地，土改时划为富农，从此再也无法挣脱历次政治风暴的折磨，一辈子都得做“矮人坪村”“清理阶级队伍”时的活道具。善良胆小的他终于不堪忍受了，加以要保护“瘤拐”们的公妻暖玉，使她不受连累，毅然离开了这个本来就不怎么留恋的人世。暖玉更惨，她为了爹娘和弱弟一顿饭，就卖给矮人们作公妻，还要经常接受革委会主任的“定期蹲点”。至于其他矮人们，上自村长“天柱”，下至一般村民如“糊米”、“捞饭”、“丑娃”等等，无不整天干活受累，忍饥挨饿，不时承受“领导”的训斥。小矮人们更可怜，教育、温饱、童年的幸福根本谈不上，就是父子之情母女之爱，在极度贫穷面前，也似有若无。谁要是胆敢拿父母视若命根子的一毛钱去买“糖蛋蛋”吃，就得“剥皮饱打”。“矮人坪村”两个外来户领导“苦根儿”和“刘主任”，某种程度上就是矮人们悲惨生活的制造者。但是，他们的遭遇，同样只能引起我们深重的叹息。“刘主任”号称革命一辈子，却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他之所以要到谁也不愿去的“矮人坪村”来抓革命，主要是因为“矮人坪村”有个暖玉。那是他手中的权利唯一可以兑换的幸福。但是，把政治把戏玩得透熟的这个老资格，并不能在暖玉身上如愿以偿。暖玉真心爱着的并不是他，而是被整死了的“拐五”。他后来因为“苦根儿”告状被撤职，“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烈士后代“苦根儿”发誓要到“矮人坪村”来“改天换地”。他像苦行僧一样不近女色，整天忙着用中央文件教育群众，再就是拚命干活，一心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把这里变成人间乐园。他的理想当然归于破灭，而且他怎么也不肯承认，正是他的神圣理想，害得自己失去正常人的思想感情，更害得矮人们成年累月劳而无功，甚至使无辜的“拐叔”丢了性命。 当然《无风之树》如果仅仅讲述了以上几个人物的悲惨故事，那么它的效果和一般报道社会问题的纪实作品，就没有多大的区别。李锐不是从某个外在视觉，描写矮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让人物自己说话，直接呈现他们深刻的心灵真实。这里所谓“让人物自己说话”，并不限于恰到好处地安排对话，或者在叙述过程中穿插入物的内心独白。李锐在这部小说中完全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对话和独白概念，他把人物对话与独白上升为小说主要的叙述手段，通篇就是让每一个人物直接向读者诉说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感。 许多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都是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去看农民，用知识分子身份的叙述人在小说中代农民说话。这固然也能反映某种生活的真实，但是由于小说中充满了知识分子叙述人的声音，到头来，所描写的农村，仍然是个无声的世界。从这种叙述中，我们得到的主要是观察者所能获得的那种知识，很难听到被观察者灵魂的诉说。或许不难由这样的叙述了解一些和农民有关的社会问题，至于农民在想什么，以及用什么方式想，怎样想，我们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阅读某些农村题材小说时总难消除那么一层隔阂的原因之一。《无风之树》基本上舍弃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小说叙述人，它让我们主要不是作为观察者去看，而是做一个自始至终默不出声聆听者，耐心地倾听每一个人物絮絮叨叨的诉说，倾听他们内心深处发出的声响。叙述者对故事的整理、讲述、分析和评论都不见了，占据前景的，是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内心经历和讲述。人物不再是明显由叙述人操纵的行动者，而是自己跑上前来的说话人，讲述者。 比如，我们从“刘主任”的讲述中看到的，是乡村领导的乖戾之气，是他对待平头百姓的专横霸道，对暖玉性的贪婪和情的畏怯，政治上的豁达、自信以及因为待遇不公而产生的抱怨。“拐叔”的讲述，展出的是一个饱受歧视和迫害的底层农民无告的悲哀，对于命运的不解，特别是自杀前对生命源头与归宿“漆黑一团”的存在体验。“苦根儿”的讲述则生动地揭示了一个极端狂热的青年内心的偏执，对心造的幻境惊人的痴迷。至于那些表面上呆板木讷任人摆布的“瘤拐”们，每个人心中都蕴藏着一个灵魂的海洋和不尽的诉说。沉重的痛苦的无聊的生活表象下面，是“瘤拐”们心灵述说的洪流。他们向情人述说，也向仇人述说；向活人述说，也向死去的亲人述说；向驴子述说，也向风述说，向树述说，向石头述说，向内心中另一个自我述说……众多的述说，汇集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声的世界。 这种努力造成小说语言上的一大特点，开辟了一个富于诱惑的语言空间，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代替叙述的人物讲述语言明显的重复和单调。“苦根儿”也罢，刘主任也罢，暖玉也罢，“拐叔”也罢，“糊米”也罢，每个人翻来复去好像就只有那么有限的几句话。有些段落，甚至部分章节，为了表现人物某种激烈的情绪，或者某种模糊的思想意识，作者甚至不惜出以大段大段我称之为“有词无语”的形式，用一些词语的反复叠加，来表现正常的语言无法表现的东西。到了这时候，语文好像不起作用了，非得打乱它原有的规则，寻求介乎语言和非语言之间的某种新的表达。实际上，这与其说是李锐的一种大胆创造，不如说是李锐在吸收农民口头语言方面还未到火候。确切地说，李锐舍弃了他写《厚土》、《北京有个金太阳》和《旧址》时已经相当成熟的知识分子叙述语言，转而进入毕竟还比较陌生的民间口头语言领域，必然会有这种挫折，必然要遇到这种语言的匮乏。这是让人物自己说话的叙述方式本身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