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战争这朵“恶之花”，也使我们民族觉醒与奋起，当帝国主义的枪炮对准我们胸膛的时候，中华民族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怒吼，战争动员了人民，也创造了文学。在新时期文学中，有许多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继承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崭新的审美意识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同休戚、共命运的这段悲壮动人的历史。作家或歌颂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的成千上万的英雄，或记录光辉灿烂的战斗里程，或毕现残酷悲壮的战争场面，它们构成鲜明的时代性、厚重的历史感，写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求生存、谋解放的坚定信念。虽然作家们的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有别、艺术思维方式各异，但是，他们吹奏的是同一曲调，那就是歌颂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从而警醒和教育人民。 在文学刚刚步入新时期的时候，管桦的《将军河》、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作品基本上沿袭了以前抗战小说的艺术模式。1979年，陈立德在《长城恨》中，描写了抗日英雄吉鸿昌的光辉业绩。作品虽然也表现了党对群众抗日队伍的领导与帮助，但重点突出的是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热情，作品还写出了群众抗日队伍惨遭扼杀，英雄捐躯的悲惨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开始显露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艺术风貌。80年代前期，艾煊的《乡关何处》、马加的《北国风云录》、杨沫的《芳菲之歌》的侧重点已经不在颂扬超凡脱俗的抗日英雄，而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寻找救亡之路和人生归宿的艰难跋涉，以饱满的情感描写了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心灵冲突，从而从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展现抗日战争的风貌。 新时期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思想深化、艺术上突破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们在新的历史潮流中调整着自己的审美心理机制和创作方法，使现实主义呈现出新鲜的活力。曾以《铁道游击队》蜚声文坛的刘知侠，于1989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沂蒙飞虎》，小说的传奇色彩和富有情趣的生动性，使作品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特别是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的出版，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具有了突破性的意义。皖南事变作为中国抗战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本应很好地挖掘，但是过去文学的创作写我党的历史往往只写胜利而不写失败，只写正剧而不写悲剧，这个题材就成了作家望而却步的禁区。黎汝清最先踏进了这个禁区，不仅艺术地再现了这个历史悲剧，而且站在时代的高度，揭示出导致这个历史悲剧的诸种复杂原因。特别是把我党我军的重要人物作为失败的爱国英雄来写，这在新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作者以生动的笔墨表现了叶挺这位北伐名将的个性和他的英雄本色，同时也写出了他指挥上的失误和性格中的弱点，对项英则写出了他复杂的内心矛盾。作家把历史教科书上早已定论的历史事件，写得风云际会，瞬息万变，多姿多彩，令人耳目一新。尽管有人对作品中的某些史实提出异议，但作为文学创作，显然是成功的。 这期间，出现了几部描写抗日战争的史诗性作品，如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周而复的《长江万里图》、张和平的《落日孤城》、王火的《战争与人》，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描写了上下几十年，纵横几千里的战争生活，气势磅礴，纵横捭阖。作品所表现出的俯瞰历史的气度，穿透灵魂的笔力，对广阔生活的概括能力，以及那种指向战争、指向战争中人的思考精神，都使读者耳目一新，使我们对作者的大容量、大篇幅、大境界的艰难追求和无畏的探索，升起由衷的赞佩，特别是在那特殊的环境中，通过被渲染得令人颤栗的生命个体，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艰难与复杂。 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应该说是王火的《战争与人》。这部小说共分三部曲，包括《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和《枫叶荻花秋瑟瑟》。作品从西安事变写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的爆发前夕，将整个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交待得非常清楚，歌颂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这场唯一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作者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中表现，除了描写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还着重刻划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的芸芸众生相。作品紧紧围绕童霜威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和复杂深沉的内心世界，在各种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从各个不同侧面解剖他的灵魂，最终被沉重的人生巨锤冲压成型，被通红的战争熔炉浇铸出来了。这是史，也是诗，是心灵的历史，也是煎熬的历史，艺术的打击力量来自对历史的艺术展示，小说中光明与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和反动对垒，构成一幅真实而且色彩斑斓的宏阔画面，从而使作品闪烁出熠熠的光辉。 总之，这些作品对抗日战争生活进行了艺术的提炼，把凝重的历史告诉了未来，闪耀着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炽烈光芒，显示出了雄浑深沉的思想与艺术风貌。 二 我们知道，传统的抗日战争题材小说，侧重于描写战争的军事对抗形式及其蕴藏的精神内涵——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军人的信仰与牺牲精神等，它们无疑是包含在革命战争的历史生活中极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在真实的历史生活里尚存许多与这类生活形式与精神内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东西，却没有被置于应有的观照位置上，这就不免使作品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显得残缺不全，其应有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也势必受到削弱。 新时期有些抗日战争题材小说致力于从多种角度、多个侧面去探索、发掘历史真实中那些丰富复杂的远未被认识和表现过的东西，追求多方位地展现历史真实的艺术，有些作品对战争环境的具体描写，已经超出仅仅由战场生活透视战争面貌的习惯模式。有些作品对那一段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只不过是把它作为艺术描写的氛围，作者感兴趣的不一定是当时的历史生活关系，而是强调氛围中人的生存方式、精神气质，以及强调所描写对象的独特感受、语言和叙述方式等等。这些作品注重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做冷静的描绘，从对战争的描写中显示出我们民族顽强的活力，这就改变了原有战争小说单纯从阶级理论出发的思维模式。当然，作家对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的认定是毫不含糊的，这就使得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意义，这样的作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莫言、周梅森、刘震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