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庸俗文化的泛滥之中，作为文学艺术的正宗和尖端的当代新诗，日益陷入苍凉、孤寂的境地。诗歌，作为雅文学的代表和标志，正面临严重的考验、痛苦的抉择，同时，也迎来了难得的洗礼。中国的新诗如何生存、发展？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风景线应该如何描画？ 对于当前新诗发展的态势的评估，一些诗人诗评家虽还在讨论，广大读者似无太浓的兴致。这是新诗疏离、冷落群众的必然回报。最近《诗探索》编辑部召开了一个关于新诗发展现状的研讨会，报道说：“与会者普遍认为当前的诗坛，好作品可谓铺天盖地”，同时，也矛盾地指出：“给灵魂以震撼的作品却廖若晨星，许多诗人过于圆滑，游戏诗歌，游戏人生。许多诗作无病呻吟，流于平庸，有的先锋诗歌已形成新的模式化，千篇一律，故弄玄虚，重新丧失了个性。”①应该说，这段论述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只是“重新丧失了个性”云云，还是难免失之分寸，因为对于大多数所谓“先锋”诗人而言，从来也没有获得或形成过什么艺术个性或个性的轮廓，何来“失之”之言。还是作家张长弓说得坦率，他在一篇题为《诗，必须在人民中扎根》的评论中说：“我同朋友常议论新潮派的诗，认为那种诗白闹一场，在历史流传不下来。因为没法记，不能诵，读后一缕轻烟，随风而散，在人民心中扎不下根。”② 中华民族的诗歌传统，从来就是一个既具有一定稳定性，又在不断流动的美学范畴。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其中流动性的幅度、强度和速度增加了。1979年以来，中国新诗在所谓“两种美学原则”的争论中蹒跚地前进，忽而迂回，忽而迷失。一度时间，“主义”林立，“旗帜”纷纭，由于拿不出象样的作品来支持，这些“主义”、“旗帜”大多变成了人们的笑料。古今中外诗学观念复杂、纷繁，通常说到的就有头十种。不能拿一把尺子量尽天下的诗歌，何况人们的欣赏口味不可能一致呢。但，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不能失去诗的本质。应该用诗的本质属性这一把主要的尺子量天下的诗歌。这诗的本质就是情绪和美质。诗，就是诗人真善美的感情的富有独特个性的流露或表现。诗歌永远不可能是铺天盖地，遍地黄金、珠宝的，如果是那样，那肯定是非诗或伪诗。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台湾新诗发展的一段往事。这正如香港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至于台湾的新诗，或称为现代诗，由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极端西化的现代主义非常盛行，晦涩与虚无，成为现代诗的大弊病，七十年代开始，极端现代主义的狂潮告退，现代诗的发展日趋稳健。”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创作道路和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日大陆诗坛的状况，从某些方面来看，和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状况，何其相似。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痛切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虽然“主义”林立的状况有所收敛，奇“诗”怪“诗”不再充塞诗刊、诗报，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形成的无主潮、无名家、无精品的三无状态并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突出主旋律，坚持多元化”的局面也远未形成。不知所云的所谓“实验诗”、“探索诗”仍然不断生产并受到一些人莫名其妙的捧场。纵览当今诗坛，可以用“喜忧参半，忧大于喜”这八个字来概括。中国新诗从诞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近八十个春秋，她曾经有过辉煌，然而至今很难说她已在我们这个泱泱诗国的土壤上扎下根来了。这里面，理论家的偏颇和误导显然是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展，这一点是看得越来越明显了。1979年以来，从朦胧诗开始，接着是“寻根”、“现代派”、“黑色意识”、女性意识、性意识、潜意识、禁区意识等等，我们走的是一条无法抵达彼岸的歧路。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新时期开始的诗歌的革新和解放的功绩低估了。从七十年代的颂歌式的现实主义到十年“文革”的无诗、非诗到新时期的有歌颂也有批判的开放的现实主义，从诗中“大我”、“无我”到具有鲜明主体意识和抒情个性的抒情诗的涌现，新诗还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诗，毕竟不能走模拟现实的道路，她是空灵的，是要在空中飞翔的。把当今诗坛估计得一片漆黑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无益的。当今诗坛老中青几代人，仍不乏诗的“殉道者”，他们前赴后继，开拓前进，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唱出深情的歌。 九十年代以来，新诗界先后发生了这样几件值得一提的事件：80年代末开始的“汪国真诗歌热”直到1994年余波未歇；文艺界举行毛主席《讲话》发表50周年和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相应地举办了多种类型的诗歌大奖赛和诗歌吟唱会；举行过纪念李季的诗歌研讨会；举行过艾青作品讨论会；中国作协在桂林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对诗歌界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作了有益的澄清。纵览近年来的诗刊、诗报、诗集，仍然可以看出，新诗界目前正在汇聚力量，初步形成了几股有特色的小潮。 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层面上的回归和发展，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一批老中青诗人中取得了肯定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走向明朗”——“汪国真诗歌热”的有益启示。汪诗热起于青年，起于校园，诗评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而贬大于褒这是肯定的。在许多著名诗人诗集无法出的时候，汪诗风靡全国（包括港台），诗集印数多达百万册，还不断出现盗贩、冒名的现象。直至1994年，汪本人还获得台湾举办的诗奖，荣膺“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的桂冠。客观地讲，汪诗多半属于有一点教化意味的通俗诗，意象表现和意境创造并不充分，更谈不上有独特的抒情个性了。因此，汪诗肯定不是代表我们时代诗歌的精品或上品。这里引述他1990年创作的一首《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