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权主义作为一种与男性中心文化对立的文化，为摆脱现存权力体系的控制，非常重视妇女的亲身经验和建立女性的话语，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一种妇女自我探寻的方式“提高意识”，开始在女权主义者群体中流行。在这种简称为CR的集会中，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建立了微妙的联系，即突出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方面，把两性关系引入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将性和政治结合是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 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在性别支配的阴影下打转，忽视了两性之间的权力结构问题。中国的两性之间既不存在正面的对抗也不存在平等的互补，而仅仅是一种附属关系。体现在小说创作上，在1979年以前，无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没能将注意力真正放到两性关系上，结果造成女性性征失落以及陷入被书写状态，这不仅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困境，最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困境。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要步出困境，必须认清两性之间的权力结构，摆脱性别支配。而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性和政治结合，突出两性对抗和女性特征，虽然在许多方面失之偏颇，但她们的男性批判和自我反思使永远是“正在成为”的中国女性看到了男性世界之外的一个崭新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与男性世界之间丰富而生动的联系。因此在中国开放的八十年代，西方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渗入，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批判借鉴，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小说创作。而女权主义的性别路线及其与非理性主义思潮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女权主义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又主要表现在性主题的发挥上。 对抗之一：“性解放”与“男性陷阱” 受西方女权主义者激烈对抗的态度影响，一部分中国前卫女性试图以决绝的手段摆脱男性的控制。但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处于被麻痹状态，她们的自身素质提高缓慢，特别是精神方面，短时期内根本无法与男性抗衡。所以中国的前卫女性所能拿起的最顺手和最现存的武器，只能是女性性征。于是摆脱性束缚、追求性解放，首先在性关系上对男性权威进行毁灭性打击，成了这部分女性的努力目标。反映在小说创作上，这时候的一些以女子为中心的性爱小说，背景不再有具体的社会环境，舞台中心置放的只有一张床。男女之间的性爱不再是发生在花前月下的田园牧歌式的谈情说爱，也较少描写人物精神上、情感上的交流、相知、冲突和依恋，往往只是赤裸裸的肉欲的追求和感官的满足。女性在性爱中处主动地位，以一种新的姿态觅取着性生活中的快乐和满足，对于千百年来在性的问题上男性总是处在绝对主宰地位的状况打出了响亮的一掌。但是，尽管如此，由于过去注重纯粹的性快感，阳具崇拜仍然显而易见。台湾女作家李昂早在1973年到1981年间就写过这类性探讨的系列小说，无论《雪霁》还是《莫春》，都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对男体阳刚的崇拜。就象哈乐根罗曼司小说，男性充满着不可知的性魅力，残酷、坚硬、冷漠和胁迫。但是与西方哈乐根罗曼司小说完全不同的是，这些小说摒弃了外在因素的介入，忽视了对男性情感和行为的关注，剩下的只有对男性的性评价和阳具膜拜，从而造成性与爱的分裂。女性在将男性物化的同时，自己也被更彻底地物化了，这是许多“性解放”的前卫女性所始料不及的。 与此相关，由于反叛的女性自己重陷被轻蔑的泥潭，在性力和原欲这个问题上，许多男性作家乘机顺杆子上，特别是有弗洛依德的泛性论、无意识论、性心理研究做后盾，男性作家的“炒性”开展得更为轰轰烈烈。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女性奋起反抗男权意识，就是男性自己，也普遍意识到了传统男权意识形态弊病重重，特别在中国，对传统理性秩序的攻击，是男性自己率先开始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的男权意识形态就每每以精神桎梏的面目出现，这在表面上似乎是对女性解放的引导和应和，事实上从整体效果看却是男性的迂迴战术，他们避开了正面战场，而试图在非理性领域设置一个男性的陷阱，等着被热情冲昏头脑的前卫女性自投罗网。半岛（张水舟）的《鬼窟》，就可视为一次原欲秘窟的探险。作品通过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性爱故事，将原欲的威慑力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的观念和习俗作为一种习惯性的自律形态时时绞杀着活生生的生命；但是原欲激情的勃发是不可遏止的，当它被压抑而以另一种形态出现时，将会产生触目惊心的效果，这就是变异性心理积淀，它导致灵魂的畸变、自虐的痛苦以及永远无法填满的性爱黑洞。 刘恒的《伏羲伏羲》则对性的原始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挖掘。作者把性与生殖从等同关系调整为依存关系，承认性快感的存在，鄙视伦理道德和贞节观，使性诱惑的魅力自始至终笼罩全文并且所向披靡。应该说，作者对男权文化自身所作的否定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也是符合相当一部分进步女性的心态的。但是，纵观全文，作品所具有的性的原始的诗意完全是建立在阳具崇拜之上的。杨天青硕哉的“本儿本儿”就象一根光辉的支柱支起了原欲的复苏，杨天青本人因此由一个大苦大难的寂寞的光棍儿成了洪水峪史册上永生的角色。相形之下，丧失了性机能和生育能力的杨金山却是多么的可怜可鄙，在作者笔下，他只是一个“半人”。如果说，半岛的《鬼窟》只模模糊糊给人一种“性是主宰人的生命力的上帝”的印象，而《伏羲伏羲》则进一步渲染了性快感中的阳物崇拜这一古老而诗意的神话。那么，到《白涡》和《废都》，给人的感觉就不仅仅是设置陷阱的问题了。我们看到，一旦女性一头扎进性自由和纯肉欲的享受之中，原来以进步面目出现的男性，立刻重新拾起残余的父权规范和意识形态。这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有再次将女性贬回附属地位之嫌。《白涡》的男女主人公周兆路和华乃倩处于一种较为时髦的婚外性关系中。华乃倩多少算是一个开放的女性，她因为丈夫的生理缺陷而有勇气寻找婚外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男权的蔑视。但是，与所有中国女性一样，她在性爱上并不具备西方女子所具有的坚强个性的独立精神，即使在纯本能的肉体关系上，她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依附倾向。周兆路就抓住了这一点，将她玩弄于股掌之上。周兆路虽然是一个当代高级知识分子，但他坚持的却是男性中心立场，他把自己看作他和华乃倩之间性关系的基点，他需要时就维持，等到这种关系可能阻碍他的事业的成功，招来舆论的谴责时，他就决断地结束它。而当华乃倩反对断绝关系时，他便把她看作是一个淫荡的坏女人，是“祸水”。这俨然是唐人传奇中一个玩弄女性的封建士大夫对弱女子始乱终弃的故事。但从另一侧面看，似乎又是华乃倩自己将自身作为充满诱惑力的性对象来展览，而与周兆路的“尤物”观点相应相和。纯肉欲的男性陷阱，使相当一部分女性刚出虎口又入樊笼，而且有苦难言。至于贾平凹的《废都》，传统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模式更是堂而皇之地出来箝制一切。小说中，庄之蝶与女人们的关系如同封建社会中的女人承恩于皇上，密宗圈里女人之幸遇于佛陀，阳物崇拜是明显的，它使性爱的想象力和心态趣味都未超出古代艳情小说的范围。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等女人的性游戏均明显脱化于《金瓶梅》，阳具的伟大是作者肆意渲染以求掩盖九十年代男性知识分子失落感的最后一件法宝，它是以女人的重新沦陷为代价的。但是凡事过了头就变得不可信，张法在《〈废都〉：多滋味的成败》中提到中国古典小说对男人的性力有两种模式，一是靠丹药，它的结果是反面的，如《金瓶梅》；二是靠真人调教或增性手术，结果是正面的，如《肉蒲团》、《杏花天》。《废都》中的庄之蝶在与妻子行房事时有些毛病，但与情人频繁地做爱时却显得很“伟大”。以当时的环境考虑，特别是按西方理论来分析，这只不过是一种矫饰的幻想，是一种虚假的伟大。阳物崇拜在这儿出现了破绽。尽管这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但却动摇了阳物崇拜神话的基石，从而在另一个侧面起到了唤醒沉浸于“性解放”的前卫女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