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月十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鲁迅博物馆共同发起召开了“五四精神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五四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儒学的历史作用、“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如何评价五四运动先驱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本刊从第五期始，辟专栏发表这次研讨会的发言或提交的论文，以飨读者。 八十年代“文化热”，九十年代“国学热”。 在国学之中，热门的热门是儒学。 孔府家酒。孔府地毯。孔府糕点。孔府圣烛。孔府菜谱。三孔啤酒。驱车游曲阜，但闻萧韶袅袅，金声玉振。举目四顾，可见《论语》碑苑，鲁国斗鸡，古代婚俗……好不热闹。如果运气好，眼前还可重现两千多年前“八佾舞于庭”的盛况。 “儒学热”又在去年金秋达到了高潮。先后在北京和岳阳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不仅对已故两千五百年的“至圣先师”表示了真诚的忆念，而且瞻望了本世纪末乃至二十一世纪儒学的灿烂前景： 原有的社会信仰体系动摇了吗？可以用儒家学说来填补和重建，使之成为新的精神支柱。 社会脱序、道德失范了吗？可以到儒家人伦文化中去开掘传统资源。 通货膨胀、物价失控了吗？只要将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法则相结合就可以缓解。 二十一世纪全球将面临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的剧烈冲突吗？只要以儒家传统为敦厚笃实的人文基础，人际关际就会和谐，就能像当前的东亚国家一样出现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的局面，世界大同的理想就会变成现实。 “关键是要将儒家思想研究跟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 用儒家的义利观来扼制拜金主义。 用儒家的理欲观来扼制享乐主义。 用儒家完善主体道德的思想来培养“四有新人”。 用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来拯救西方文化危机。 用儒家学说、回教教义和西方文化来左右全球政治。 由此看来，我们的“摩登圣人”仍将仆仆道途，不遑寝息，不仅要在神州大地上颠颠簸簸，而且还要“乘桴浮于海”，去给全球的子民以人文关怀了。 “孔学传悠久，海外知音多”。中国大陆当前的“儒学热”在海外当然会发生反响，可惜我接触的资料太少，只看过几份台湾报刊上的几篇文章。 去年九月二十八日，台湾“总统府”召开了“中枢孔子诞辰纪念会”，李登辉先生莅会。会上主要报告人肯定大陆“学者们纷纷摆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尝试从新角度来探索儒家传统的内涵”。 在今年三月份出版的台湾《文讯》杂志上，有文章认为儒家“允执厥中”的思想有利于改变“四个坚持”的“僵化”模式，儒家“致中和”的思想有利于从根本上扬弃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今年三月出版的台湾《国文天地》杂志上，介绍了大陆新经学著作在台湾出版发行的盛况，对这种“浪子回头”的现象“倍感温馨”。文章还对以慈禧、袁世凯、荣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重新受到重视表示了关注。 当然，海外有海外的政治文化背景。他们谈儒学有他们的政治动机和学术目的。我们不会以他们的舆论作为评价学术是非的标尺。时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也不会有严肃的学者去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地否定全部儒家学说。正像一位老学者所言，尊孔的时代和批孔的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的症结是：应该如何给儒家学说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如何恰如其分地对儒学的功能价值作综合性的整体判断？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在科学评价儒家学说的同时，应该如何给五四时期对儒学展开过猛烈抨击的先驱者们以同样科学的评价？ 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先生说：“儒家这个学问，从古到今，发展了几千年，它代表一个‘常道’——恒常不变的道理。”①如果把牟先生说的“常道”解释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当然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儒学毕竟是历史上的一个客观存在。尽管儒学曾经不断吸收、融化其它文化思想形态的因子（如援法入儒，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从汉至清经学的形式也历经变迁（有章句之学，义疏之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但它毕竟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整体模式，具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潜在意义的确定性、不变性，论者不能丝毫不受文本的制约随意加以曲解。这也是我们批判继承儒家学说的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否则，一切争议都将变成民间故事中的近视眼看匾，彼此都无的放矢了。 从整体看来，在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是一种因循保守的封建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跟封建主义划清界限，也就无法正确评价孔子，也无法看清儒学的历史真面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关于“仁”的学说。从字面上看，“仁”就是“爱人”，就是“济众”，即提倡所谓人类之爱。在仅把奴隶当成“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社会末期，这种思想当然具有不容抹杀的历史进步性。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这种学说是以“严等差，贵秩序”为前提，以“礼”为道德规范；也就是说：它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血缘基础与宗法等级。无怪乎庄子尖锐指出：“大仁不仁”②。令我不解的，一份关于“儒家文化与当代世界文化走向”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综述却写道：“儒家文化当中确实存在着许多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的东西，闪耀着普遍真理的光辉。例如‘仁’，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精神”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