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由近代梁启超“新民德”、“启民智”的“新民”主张，到五四时期鲁迅唤醒国民的呐喊，都贯穿着启蒙的文学母题。抗日战争的爆发，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战争历程，同时也掀起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启蒙高潮。在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前，唤起全民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已为抗战文学所急需。广大文艺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要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唯有最普遍地激励人民的敌忾心，最大限度地发挥大众抗敌报国的精神潜力。因此，在文学的商业关系被打破，消遣文学衰落的抗战时期，报告文学这种体制短小而极具战斗性、时代性和唤醒民众效用的年轻文体，便顺应时代的召唤，被赋予了新的启蒙使命。 一、反帝意识、民族意识的高扬 抗战报告文学的新启蒙精神，是与五四报告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而言的，而且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五四文学启蒙的对象，主要在于“个人”。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报告文学，它的启蒙重心也在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20年代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或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①或是“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②都是对个性精神的大力张扬。这些早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旨归，均在于通过启蒙个人精神、个性意识来争取民族群体的最后解放。虽然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启蒙，也是五四报告文学创作的内容之一，特别是产生于五卅运动的报告文学，其反帝爱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色彩更显强烈。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愈演愈烈，也由于革命文学运动中左倾思潮的泛滥，使得以后的报告文学过分强化了阶级意识的启蒙，而相对淡化了对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启蒙。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左联报告文学才开始强调“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③才提出报告文学的创作应服务于“民族革命”的斗争，在抗战前夕，反帝反侵略，弘扬民族意识的报告文学，在整个报告文学园地里只占少数。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由潜隐状态跃升到激烈状态，似火山熔浆般喷发出来，民族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涨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④当时民族矛盾已居主导地位，反侵略的群体利益刻不容缓地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个人的价值应从属于群体价值，唯有达到整个民族的觉醒，争取到整个民族的解放，才谈得上个性的觉醒与解放。因此，抗战文学必须强调和突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召唤下，抗战报告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学新的启蒙重心已不在单纯的个人，而是涵指整个民族群体。 反帝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生命力中原始强力的勃发，依赖于传统的民族忧患精神的发扬。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以最严肃的态度，迅速报告了敌人的暴行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祸殃，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信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这首先是一批摄录日军狂轰滥炸下中国人民血肉横飞惨状的报告文学，如再现广州遭受空袭后真实情景的《广州受难了》（燕军）、《遇难者的葬礼》（草明），反映长沙被炸后情形的《十月十九日长沙》（王西彦）。还有些作品，如妆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描述了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平民百姓的种种暴行。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记述了华北妇女“遭遇了而且正在遭遇着历史空前、举世无比的悲运”，都强烈谴责了日军不分老幼、不分死活的奸淫罪行。另外，一些报告文学还着重反映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上海一日》中反映难民痛苦凄惨生活的《悲惨世界》、《覆巢》、《露宿街头的人们》和《一个精神病者》，司马文森倾诉难民有家难回痛苦心理的《野火》，描述疏散女壮丁不幸遭遇的《三个女壮丁》，以及丘东平痛惜一个美满和谐的中国家庭在战火中破碎的《吴履逊与季子夫人》……这些作品，或是揭露、指斥敌人的残暴，或是哀诉战乱岁月生离死别的苦痛，真可谓是用血肉凝聚成的文字，是为我们民族的厄运发出的深长嗟叹。 在国家危难，生灵涂炭的时刻，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提醒国人要对自己的民族弱点进行反省、批判。只有扫除国民劣根性，我们的民族意识才能得以大力张扬，抗日战争才能赢得最后胜利。在抗战报告文学的历史画卷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幅睡民图：农民张金宝冬夜替日寇巡逻，被俘后问他投敌缘故时，他答道：“我不知道”（周立波：《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被中国防空部队击伤的日机被迫降落在大同城外，而“附近村民都围着看新奇，看着日本飞机师从容把飞机修好，安然飞去”（范长江：《吊大同》）；“诗人”叶绿菊身在抗日军营而心在“亭子间”，始终视己高出普通士兵一等，终日只知道吟诵古诗句，哀叹“孤独”（骆宾基：《诗人的忧郁》）。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尚有一些国人自私、卑怯，对民族的抗战冷漠置之，毫无民族意识可言。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揭露了电影院主对难民毫不同情、苛狠如敌的丑恶行径。溪映的《未死了的英雄》写道：伤兵医院“房子三百间，一百几间为医院人员所占有，……剩下的才让给一千以上的伤兵”，而为国负伤的伤兵们却在那儿无人照顾，无饭可吃。某城县长风闻五十里外的徐州遭到空袭，竟置全县人民生命于不顾，“身先士卒”躲进防空洞三天不敢出来（陶雄：《某城防空纪事》）。更有甚者，便是我们民族劣根性中奴性思想的恶性膨胀。范长江等人的报告文学集《西线风云》，就曾着重指出了汉奸的卖国给中国抗战带来的恶劣影响。以上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民族直至全民抗战时期，仍有一些人缺乏团结一致、自尊自重、清醒而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时代需要报告文学给他们注入唤醒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清醒剂、兴奋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