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岁月已随硝烟飘去，但它留下的不是空虚，而是几代人的痛苦的记忆。这记忆属于亿万人民的心灵，也属于文学和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因为它不仅是应该传给后代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是无数先烈英灵所寄的地方。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一 1936年在我国新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在这一年创刊的《永生》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一九三六年诞生的儿子》（署名斐儿，载1卷4期）。看来，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作者还无法预言未来事变的确切结局，他以父亲的口吻这样告诉那一代“新生的儿子”： ……人类现在正跨在生与死之间的过渡桥上；人类现在是在做灭亡和新生的最后决斗。一边，是烽火，铁骑，毒烟，吮血的野兽在横行；另一边，却是高擎着人类新生的火帜，流着血，……在做着赤膊的奋斗。你，你的爸爸和妈妈，和所有亲爱的邻人们，是被威胁着的，被刺刀和炮火迫临着的，我们的生命，谁也不知道几时会断丧，谁也不知道侵略者的铁蹄什么时候便会践踏到我们的头上。我们现在是把命运交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或者我们是被杀死了；或者我们杀死了敌人。…… 这位父亲无法不坦露他的忧虑：“你的爸爸现在既不能好好地看顾着你，便是在你成长的途中，也未必会好好地养育着你的。你会不会在艰难危险的环境里长大起来呢？你会不会在发育的途中，被人家的铁蹄把一条嫩弱的生命蹂躏到死呢？” 历史总是把谜面抛向当代，而把迹底留给未来。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1936年诞生的、有幸活到今天的那一代人，又已几经沧桑。当今天需要用他们的眼睛去评判当年的事件，并用他们的笔去讨论有关的作品时（笔者也属于那一代的“子辈”），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那是一个艰苦的、伟大的时代。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把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也把人类的生存状况推向了两极：“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这一鲜明的分野自然也适用于文学界。例如，战前相当活跃的日本文坛，这时便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一些作家因反对侵略战争被下狱，甚至被杀害，另一些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左翼”作家——则表示“自新”，甚至参加军方组织的所谓“笔的战士队”，到中国的土地上歌颂侵略者发动的“大东亚圣战”。他们给自己的这种“文学”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战场文学”。中国文坛也经历了新的组合与分化：在战争中，时代像一个巨大的离合器，突然加快了运转的速度，一些骨头轻的民族渣滓既被甩到一边，其余的便汇为一个声音：“旷观全世，今日最伟大的事业，是铲给侵略的贼寇，维持和平；内察国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载1938年《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这是时代主潮向作家发出的呼唤，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作家、艺术家，要拒绝这召唤，要置身于这时代主潮之外，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状况肯定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心态，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创作风格。我们举一个例子。丰子恺是现代文坛上少见的集文学家、艺术家于一体的散文作家，他的作品一向被许多人认为是“纯情”的，并且充满“禅味”的。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却写了这样一首和他历来的创作风格不大一样的歌词：“我们四百兆人，中华民，仁义礼智润心。我们四百兆人，互相亲，团结强于长城。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复兴。以此制敌，何敌不崩！……”这首歌词连同曲子一起在1938年《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刊出时，他还特别加以说明：“此曲曲趣，‘深沉雄壮，威而不猛’。”“‘柔丽’是近数年来中国作曲界的老毛病。像某种小歌剧，竟是柔丽得使人肉麻，直可指斥为‘亡国之音’！”“于是不良的乐曲，就把不良的感情注入民众的血管内，犹似打吗啡针一般。这在无形中斫丧我们的民气，在无意中毁坏我们的国魂，真是可惜！”谁说这位“缘缘堂”主人，只会写那些充满禅味的纯情散文呢？在侵略者的暴行下，《四世同堂》里的钱诗人，不是也放下他一向喜爱的那些可以怡情悦性的诗和画，从紧闭的院门中走出来，换了一种“声音”向世界说话吗？更何况那些未曾脱离过现实的“为人生”或“为艺术”的作家们呢。可见，问题不在于作者原来行文的样式是情思依依或壮怀激烈，是高山放歌或岸边低呤，而在于他骨子里是否有一个坚定纯正的人格。如果有，当耻辱的“鞭子”抽来时，他怎么会不激发正气、张扬国魂、应时而唱呢？他怎么会不伴随着时代的怒吼声，送出他的一串串“强音符”呢？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观念的演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两三年来时代简直变成了一道澎湃的激流，‘现代派’，‘幽默派’，以至于那般所谓‘寄沉痛于幽闲’的‘居士派’，一概被这激流打得销声匿迹……”（姚雪垠：《一部伟大作品的提议》，载1937年《光明》3卷5期）“中国的当前的急务，是救亡与救穷。”“在表面上看起来，救亡当然比救穷更为重要。但事实上，不能救穷，也就不能救亡；而不能救亡，自然更谈不到救穷。”（《光明的态度》，载1936年《光明》创刊号，主编人之一洪深执笔）“自然一旦清算血债的大抗战爆发，我们也不否认文艺的功用，也不要求每人都抛弃笔杆。不过那时笔下所写的应成为前线的冲锋号，应成为后方的动员令！”“一年前，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在文艺上‘要求的技巧，是钢的锻炼，是铁的熔冶’。”（本社同人：《我们的宣言》，载1937年《光明》3卷4期）这些议论，人们可以指摘它的粗率和不尽正确；但无疑的，在一个非生即死的、光明与黑暗猛烈搏斗的大时代里，它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或还原了）文艺的社会位置。在鹰隼追逐下的百灵鸟，是不能要求它像在静谧的森林里那样歌唱的。 战争净化了社会，也净化了文化市场。“从四月中旬起，“孤岛’文化界建立起堂堂的阵容来了！多样性的刊物陆续发刊，内容充实而且正确。大上海陷落后最初三四个月内投机书商出版的那种投机刊物，现在已经黯然无色！”（茅盾：《‘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载1938年《文艺阵地》1卷3期，署名玄珠）事情就总是这样，侵略者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也给她提供了机会，使之调动起平时无法调动的诸多健康力量，帮助中华民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验”，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排毒”工作。难怪当时一位和我们正处于同一反法西斯战线上的国际友人这样说：“我们正享受着生活在世界史最英雄的时期的最高的幸福。”（莱奥诺夫：《站在新人类的水准上》，适夷译，载1939年《文艺阵地》2卷10期）这个听起来像是把两句话挤压在一起说的古怪的句子，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内容啊。 以上情况，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三、四十年代抗战小说的艺术基调，从而对之做出更为准确、深入的鉴赏和评价。 二 最先一批反映抗日斗争的小说，出自最先失去了土地的东北作家之手。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写了一个朝鲜儿童的故事。人们不知道这孩子的朝鲜名字叫什么，只知道他的俄文名字是“果里”。在中苏边境上的那所小学里，最初是没有他的位置的。失去了祖国的他，常常抱着复杂的心情看着校舍上空飘动的旗子。那是一面含有中苏两国标识的旗子，正是因为有了这面旗子，两个国家的孩子的脸上才有笑容，才能在教室里安静地听讲。这事实是这样简单，甚至连果里都会嫉妒。小说取材新颖，通过孩子纯洁、清澄的眼睛，表现了人类共有的爱国主义感情的深刻性和庄严性。由于小说的成功，当时就有人因它而联想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在舒群笔下，果里的小小的生命“方舟”，因为失去了祖国的怙恃而变得更为脆弱和敏感，无论是占领者带来的亡国之痛，还是异国孩子加予的冷眼，都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剧烈的震动。这震动简直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那实际上是一种连成年人都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唉，不像你们中国人还有国，我们连家都没有了。”有一天，他向一个比较理解他的中国孩子吐露了心曲。他的话打动了这个中国孩子：“我记住了这句话。兵营的军号响着，望着祖国的旗慢慢地升到旗杆的顶点。无意中，自己觉得好象有什么光荣似的。”但是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