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国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是本世纪各国人民世界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反法西斯斗争投入最早，时间最长，历尽曲折。早在德意法西斯入侵西班牙(1936)，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1938)之前，在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东北的同时，中国人民在东方就举起了抗日的大旗，率先担当起人类反抗法西斯瘟疫的重任。反映在文学上，小说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白朗的《生和死》，戏剧《放下你的鞭子》，诗和歌曲《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便是中国早期反法西斯的代表作。 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准抗日，不准言抗日，反法西斯文学同反法西斯斗争一样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如鲁迅所说：它“不容于‘满洲帝国’，也不容于‘中华民国’”（《八月的乡村》序言）。但是，中国反法西斯文学，还是随着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在压迫下萌生，在逆境中成长，在人民大众中扎根、流传。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歌，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怒吼；从“放下你的鞭子……”，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有着长期的郁结、酝酿、期待、抗争的准备时期和发展过程。 鲁迅的杂文，正是适应那个时代抗争的需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独特的文体——精辟的议论，艺术的语言，精炼的结构，泼辣、雄辩、及时，文学的匕首和投枪。从1931年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命运和任务》，到1936年的《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锐敏地揭穿了梦想充当殖民主义打手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和可悲，鲜明地批判了革命文学内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和空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法西斯文学开辟了道路。 丁玲写于1937年4月的短篇《一颗未出膛的子弹》，成为这一转换时期的适时之作而震撼人心。——落于国民党驱使的东北军手里的无名红军少年，面临敌人枪杀时，他要求用刀砍，请他们留下这颗子弹去打日本侵略者，以致内心早已不安的东北军连长的爱国心骤然迸发，挺身保护了这个随红军走过万水千山北上抗日的红小鬼。小说真实动人的力量，来自时代的良知，正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应军心民心的所在。 二 经过三十年代前期抗日烽火的此起彼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终于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可喜局面。1937年“七七”芦沟桥的炮声和“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宣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单独抵抗日本法西斯的艰苦抗战四年之后，1942年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展开。从此，抗战的中国屹立东方，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坚强堡垒。中国战场拖住了近百万日本关东军和预备队，使之不敢北犯苏联，中国还牵制了百万以上侵华日军，使之不能南调太平洋战场，从而在整个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盟军在西线和太平洋作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坚持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包括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经受了空前的民族劫难，付出了伤亡两千多万人的巨大牺牲，和无可估量的财产的损失。中国作家同人民一道，不怕牺牲，坚持抗战。解放区作家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在前线直接参加战斗而血染沙场的有数十人之多；国统区作家有的投笔从戎，许多人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在敌机轰炸下写作，落入沦陷区和上海孤岛，或寄迹海外的抗日作家，心怀祖国，坚贞不屈。这一时期不同地区内容多样的中国文学，被总称为铁与火的纪录，血和泪的诗篇，无不与抗战有关，直接的间接的，汇合成为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文学。 中国反法西斯斗争，道路漫长而艰苦，经历曲折而复杂，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中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谷斯范的《新水浒》（本名《太湖游击队》），是抗战初期最早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南京陷落时溃退的国民党的一个团，流落在江南敌后水网地带。团长郑某要抗战，却不肯同共产党合作，他只看重武器，看不见也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在当时国民党嫡系的军官中虽非个别，但一旦落入敌后的孤零环境，这个弱点就是致命的了。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盲目进攻敌人据点反被敌人所逞，使全团剩余兵力丧失大半。他丢下队伍只身潜逃，向重庆另讨升迁去了。团副黄某收拾残局，在困境中学会依靠群众，团结官兵，吸收新鲜血液补充队伍，以北平等地的抗日学生和共产党员为骨干，建立起政治工作和群众组织，领导部队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巧妙周旋于日寇、汪伪军、水上土匪、帮会势力和国民党军残部之间，终于克服重重险阻，突出重围，找到了新四军，建立起经过初步锤炼的“太湖游击队”。小说并未写多少战斗的场面，却预示这支小小抗日武装的未来岁月必将大有可为，正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最早在沦为孤岛的上海《每日译报》连载时，在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映，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