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漫长战斗历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也最为壮丽的阶段，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文学以自己的实绩、声势和威力，构成了抗日战争这一奇观中壮丽伟美的一景。它是战血浇灌的劲草，烽火映照的铁花，生命铸成的丰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奇葩。 不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50年间，都产生过种种低估或贬抑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艺术成就的议论。这些议论中，有的说，抗战文学因其为时代尽了战斗的使命，就不免会流为“差不多”的“抗战八股”，造成“文学的贫困”；有的说，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过于高涨，就会压倒文学的启蒙作用，造成艺术水准的下降，在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上形成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矛盾趋向。但是，浮尘扬起终落定，青山轮廓更分明。每当人们想从现代革命文学遗产中汲取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力量时，每当人们因为现实中遇到令人困惑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而试图从历史经验里得到启示的时候，抗战文学的图景以及那些长久葆有艺术生命力的抗战文学名作，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选择。 众所周知，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也点燃了所有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热情。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苦难，使他们再也不能远离现实，“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们以笔作刀枪，为唤起民众、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奔走呼号，甚至流血牺牲。不论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自愿聚集在抗日的旗帜下，以不同的方式，“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郭沫若同志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等组织，在团结作家、艺术家、宣传抗日主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作家们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光荣传统，从抗战的实际出发，在诗歌、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创作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以田间、艾青、何其芳、柯仲平、臧克家等为代表的诗人，写出了《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义勇军》、《向太阳》、《复活的土地》、《北方》、《他站起来》、《成都，让我把你摇醒》等诗篇；以郭沫若、夏衍、欧阳予倩、曹禺、老舍、阳翰笙为代表的剧作家群，写出了《屈原》、《虎符》、《法西斯细菌》、《桃花扇》、《越打越肥》、《忠王李秀成》、《北京人》、《蜕变》、《归去来兮》、《天国春秋》、《塞上风云》等剧作；以茅盾、巴金、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赵树理、马烽、孔厥、孙犁、刘白羽、姚雪垠为代表的小说家，写出了《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荒地》、《腐蚀》、《火》、《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荷花淀》等名篇。这些作品，或直接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或间接描写抗日大背景下广泛的社会生活。其中的历史题材剧作，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高压政策下的迂回之作，是一种特殊样式的抗战文学。正如阳翰笙所说：“当时我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和暴露他们阴险残酷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写，我便只好选取历史题材作为斗争的武器。” 要全面评价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恐怕不是一篇小文所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仅从抗战诗歌的若干情形，来考察一下抗战文学在发挥战斗作用时取得的成就及其根本精神。 抗日战争催生、培育了中国新诗史上阵容最强、最有生气、具有各种各样艺术个性的诗人群。站在这个诗人群最前列的，是伟大的现代革命诗人艾青。他的第一首诗《会合》，就是在巴黎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一个集会的记录。当时他还醉心于学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一天，艾青在巴黎近郊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向他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这句话好像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了一记耳光。这件事对他投袂奋起、弃画就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和推动。艾青最重要的诗作，如长诗《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诗集《北方》和《旷野》里的抒情短诗，都是当时名传遐迩的抗战诗歌名篇。可以说，艾青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由这些燃烧着爱祖国、爱人民的时代感情，写得开阔深沉、朴素优美、充满新颖的形象和清新的语感的抗战诗歌奠定的。 抗日战争所造就的另一位应时而生的杰出诗人是田间。抗战一开始，田间就以他收在《给战斗者》、《她也要杀人》等诗集中的短促、有力、果决的诗句，震动了战斗者的心。非常有意思的是，冲破诗坛上唯美风气的积习，给田间的诗作以正确公允的评价，热情地称之为“时代的鼓手”的人，恰恰是一度趋于唯美主义、曾列身于“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应该说，田间的抗战诗歌里包含着的概括时代典型情绪的价值，是诗评家闻一多和青年诗人田间共同创造的。 由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而带来的战线的移动和变迁，在中国造成了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大后方）和沦陷区三种不同区域。在这三种不同的区域里，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抗战诗人群。艾青对抗战时期诗界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个中国新诗空前发展的时期。我国当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大多是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代涌现出来的。他们和人民一起思考，一起走上前线。他们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抗日战争除了在造就一代新诗人方面起了催生婆的作用之外，在改变抗战前即已成名的诗人的诗风，促使他们转向创作的新阶段方面，更如载舟导向的潮、吹帆疾进的风。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曹葆华、冯至、柯仲平、蒲风等著名诗人，都在抗战期间不同程度地转变了诗风，以适应新的战斗的时代的需要。这些诗人在抗战期间的诗作，如臧克家的《从军行》、《黎明鸟》、《泥土的歌》、《古树的花朵》等诗集，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摇醒你吧》、《夜歌和白天的歌》、《一个泥水匠的故事》等诗作，卞之琳的《慰劳信集》，曹葆华的《抒情十章》，冯至的《十四行集》，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力扬的《我底竖琴》中的短诗及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等等，都是他们诗的生涯中标示新阶段实绩的力作，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优秀诗篇。戴望舒在抗战后期所写的《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偶成》等诗作几乎构成了这位诗人创作的一个高峰，而这些诗也成了中国新诗中真正的瑰宝，永远闪射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