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实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有多种多样的说法，随着时代的推移，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发展和衍变。尽管如此，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美学追求仍在于描写社会中的人，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所以，典型形象的塑造就成为衡量现实主义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因为偏重于情绪化，一般不太注重典型的概括，除了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其他“五四”作家都还没有把典型塑造作为现实主义自觉的美学追求。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创作由于否定个性描写，当然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到典型塑造上。至于“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强调写本质，重视写“群像”而不重视典型性格的刻画。进入30年代中期，左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注重社会剖析，主张用形象来反映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就必然重视典型化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加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也译介到中国，被当作现实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更有力地促进作家注重典型化创造，因此在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中相应出现了众多典型性的文学人物形象。如云普叔（《丰收》）、包国维父子（《包氏父子》）、方治国（《在其香居茶馆里》）、野猫子（《山峡中》）、马伯乐（《马伯乐》）、母亲（《母亲》）……等等，都是现代文学画廊中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文学典型，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的繁盛兴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翼青年作家在塑造形象时并没有一窝蜂地去学某一典型的现象，他们笔下的文学典型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身份职业的人物，这说明左翼青年作家现实主义的创作视野大大开阔，已经完全打破了“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形象为主的相对狭隘的局面。 在人物塑造上，这些青年作家们大都能够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去描写人物，而且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理性的渗入较多，对所要表现的人物都有较明确的分析，特别注意表现其本质，也就是阶级属性和社会内涵，充分考虑人物的社会价值。因此，他们笔下的典型形象都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必然产儿，而且思想性格鲜明，易于分析。一般来讲，左翼青年作家们的典型化手法大致有三个步骤：即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感性经验出发；经过对这种经验的理性分析和加工，形成明确的理性认识；然后再将这种认识还原为有直接性格外貌的艺术形象。因此，左翼青年作家们很少单凭生活经验或艺术直觉去构思人物，更不抽象地探索人物的精神面貌，而特别关注于人物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他们笔下的人物不仅是从作家的生活与心灵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是“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⑨从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及精神状态与时代历史内在不可分的联系。丁玲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30年代一位有代表性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丁玲的文学史地位是双重的：她既是左翼文学的积极开拓者，又是女性文学狭小格局的有力突破者。“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们的作品多写自己所熟悉的中上层社会女性生活，柔而乏刚，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比较狭窄。丁玲30年代栉沐了人生的凄风苦雨，尝到了时代的风刀霜剑，尤其是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她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创作攀上新的高峰，还需在更大的规模和更深的程度上，对中国社会作出更宏伟的纵向与横向剖析。她开始思考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与思想意识变革的相互关系，探索中国社会变革的途径，而且在这一时期丁玲几次回到家乡，听到了“一些农村经济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途穷的骇人的奇闻，也间杂有贫农抗租，妇女反抗的斗争消息”⑩，这些消息使丁玲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必然变化和趋势，以及这种变化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于是，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丁玲创作了最能代表她在“左联”时期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小说《母亲》。这部小说以作家自己母亲余曼贞为原型，以她的亲身经历为题材，成功地逆造了一位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毅然冲出旧家庭的牢笼，走上改革社会的道路的新女性典型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全景式”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和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女性在历史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不平”。(11)我们如果把“母亲”与丁玲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作一细致的比较就可看出，“母亲”虽然与丁玲早期小说中的梦珂、莎菲一样，具有叛逆的性格，但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因而具有明显不同的心灵历程和典型意义。丁玲早期作品中的莎菲、梦珂这类形象虽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主精神，但她们的性格发展已经明显越过了妇女解放的最初阶段，而呈现出现代女性的较为成熟的形态。那么，作为含有新质的较为成熟的现代女性，她们最初是如何背离了传统的封建妇道，从“安分守己”的封闭式家庭中冲出来，走上新的人生征途的呢？她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才最终实现了质的飞跃的呢？这些问题显然说明中国封建淑女的纤纤小脚是无法一步就跨上现代新思潮“自由”、“解放”的舞台，尽情表演的。由此，作家意识到在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中，遗落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由旧向新过渡的“中介”人物，即缺少了一个最初起步的开拓型人物形象——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正是提供了一个由“小脚”向“大脚”过渡的“解放脚”的典型，从而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作为丁玲探寻中国本世纪第一代新型知识女性觉醒的艺术结晶，她在丁玲作品的女性形象系列中不仅是“量”的增加和变化，而且含有“质”的进步和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