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女作家陆续成批登上文坛，努力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以不尽相同的创作方式，激活和书写女性历史，并对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女性自我意识进行掘发、探询，是从五四开始的。伴随五四时代转型期主旋律的演示，一束爱的阳光，首先洒向觉醒中的现代中国的女作家们。这使她们感到昂扬振发，感到新鲜，感到困惑，以至不能自抑地要拿起笔来记述这一为时代赐予的全新的主题。毋庸置疑，面对这让人眩目也让人措手不及的爱的阳光，她们的反应、省思及其笔下所做的艺术表现，是各有不同的。我们看到，同是女性写作，冰心以及绿漪等人的作品中所映照的爱的阳光，温暖、宁谧，不无古典式的温情色彩，就与丁玲等的意气凌云和张爱玲的阴郁沉重迥然有异。尽管必然遭受历史命运的制约，尽管女作家们有关女性生活经验与情感思想有不同的认识与表现，但这些在并不完全相同的历史层面开始的女性文学写作，却始终是现代女性生命本体充满激情的审美体验，是显影于特定现实与人生世界的心之旅的真切而朴素的裸露与展示。 在现代中国有成就的女作家的行列里，冰心不仅最早出现而且也是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一位。这当然与她的创作个性和价值追求有关。在五四时期那片几乎尽皆为男性作家占领的创作领地里，冰心以其如水般充满柔情的爱心与灵性，为新文学读者们营造了一个价值框架清晰、感情素质平和的艺术世界。这里蕴含的纯净、宁谧的精神境界，和平、敦厚的自足感，不待说正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带有伦理宗教色彩的价值趋向。她的小说《两个家庭》、《我的学生》等，将笔触伸向女性及其作为主要活动天地的家庭，在一种不大的艺术空间里，将自己纤细、美好而温柔的感情与纯正的道德原则直白地叙写了出来。虽然作品女主角性格面目还比较模糊，对比的表现手法也显稚拙，但作者对亚茜、S这样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助夫扶子而间接造福于社会的女性的肯定，对女性所应禀具的道德感与责任感的张扬，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冰心的心目中，女性是上帝派遣到这个世界上来爱这个世界的，因而葆有一种神圣的“情怀”与使命感。怀着这样的使命感的自觉意识，她笔下的理想的女性往往处于奉献给予或自我牺牲的位置上，而给人一种至善至美的感觉与印象。 象这样的爱的化身与“殉道者”，在冰心的其他作品如《相片》（淑贞）、《我的邻居》（M太太）、《秋风秋雨愁煞人》（英云）、《我的朋友的母亲》（儿媳妇与F小姐）中都有表现。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对女性的人生位置问题的看法，既来自于浓厚的伦理观念的规定，更来自一种对返朴归真、纯洁无私的母爱精神的呼唤。作家在描写中避开了腾挪跌宕的矛盾冲突，避开了无法排解的心灵骚动，使她们身上闪射出了清丽、温婉的光辉。忍辱负重、无私无畏、任劳任怨、惊人的自制力与自我牺牲精神，所有这一切，都使女作家迷恋，使她流露出真诚的感动。 当然，进而言之，在这样的对女性人生位置的看法中，其实也寄寓着两种可能的价值趋赴。虽然反映的是现时代，然而毕竟就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古典式的爱情温情主义。因而，一方面，所谓爱情故事，就成了对传统“妇道”、“孝心”的肯定；另一方面，在人性美与人道精神的感召下，对爱的叙写，也能在一次无缺憾的人生经验中转换传统的内涵，赋予自己以一种新的追求与自足，从而在歌颂丰厚的母爱以及张扬感情生活的同时，帮助女性挣脱传统的重负，而回归到对自身，对人类本体的重新关注上。 对传统的认同，在冰心的早期作品里，也确乎不是不存在某种可能与趋向。她满怀温婉的情怀与纯净的诗情塑造的那些淑女们，象亚茜、S女士、M太太、F小姐以及英云、淑贞等，尽管有着高尚的牺牲意识以至博大的母爱精神，但是，当她们把自己摆到陪衬人的位置已然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必需，成为一种被虐者的“悬置”与平衡的时候，难道她们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由爱而滑向理智的自律，再滑向观念的依附吗？《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F小姐最后在自己所爱的人的母亲的压力面前，以难以理喻的自律与理智态度，强行扼杀了心中的热烈而真挚的感情，毅然告别心上人去从军远行。象这样的为作者所肯定的人物，究竟是施爱者（不爱自身而爱他人）还是被虐者，是弱者的隐忍还是强者的话语，很难作二值判断与阐释。至于同一个作品中的男主人公K，迫于母命不可违，离开自己心爱的F小姐，而与他所不爱的（仅仅是母亲挑中的）女人白首偕老，厮守一辈子，也同样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困惑与创痛。 与冰心的这类小说相比，在这个方向上，绿漪的一些作品走得更远，显得更加直白更为赤裸裸而全无遮拦。在《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光荣的胜仗》等作品中，绿漪通过对女性感情历程或隐喻或直接的描叙，表述了她这样一种主张与观点，即：要尽一份“孝心”，要对母爱有同情的理解，要贯彻怜悯的主张，就只有收藏自己的隐痛，将爱束之高阁，从而牺牲掉自己，将自身作为一件祭品虔诚地奉献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祭坛上，以此来取得女人那“光荣的胜仗”——然而，现在看去，这一个“光荣的胜仗”的胜者究竟是谁，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假如真要把这一个“胜仗”划到她的名下的话，那么，真正的胜者是她所拥有的那份“孝心”和所该守的那个“名份”，是千百年来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身上撕裂出的一些零星而无声的碎片，是由外在的、影响力久远的封建男权体制内化而成的精神与道德操守，而不是即将或正在逐步获取话语权和话语能力的她（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