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蒋子丹是一个“女妖”，可能就会象说北冰洋里长着一棵椰子树那样让人感到惊诧乃至愤慨。许多人写印象记中，都说过蒋子丹是一个“居家女人”，一个坐在沙发里织毛衣的“很女人”的女人，一个会裁衣服会绣花会调咖啡会泡茶还会缝制布娃娃的“居家女人”。 然而，读蒋子丹的小说，我却隐约觉得蒋子丹近乎一个“女妖”，或者说她心里藏着一个“女妖”。自19世纪末期以来，无论西方东方，哪一位在文学上崭露头角的女人不同时显露出几分“妖气”呢？无论是伍尔芙、波伏娃、玛格里特·杜拉，还是张洁、残雪，以及近来为蒋子丹津津乐道的林白。况且，早在十年前，当蒋子丹在文坛上尚属一株嫩芽时，就曾经一不留神说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 当然，日常生活中的蒋子丹决看不出半点妖气。她看上去既不古怪更不疯癫，既无模仿深沉的颓废，又无故作豪迈的堕落，一切都正正常常，照从事变态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北京教授吕俊华的理论，蒋子丹简直就与文学创作无缘。然而，这样一个“居家女人”，一旦在她那两眼中间突然洞开了第三只眼睛，第三只眼睛中又穿射出道道黑色的、蓝色的闪电，才真叫人刮目相看。 美国文论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将M·H·艾布位姆斯名著《镜与灯》中的“灯”换作了“妖”，换作一位高擎着文学之灯的“女妖”，撰文《镜与妖》来反思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运动。在他看来“妖氛”首先表露在女性小说家作品中的“雌雄同体”现象中。 那些夸奖蒋子丹是“居家女人”的人们，同时也看出她又是一位“逍遥旅人”，一位坐地日行八万里，不安于家室更不安于女性角色的女人。女散文家斯妤说她是一个“与男人较劲”的女人，女批评家王绯则欣赏于这个女作家摒弃了作品中的“性角色”。在《没颜色》、《绝响》中她似乎是女人，在《圈》与《左手》中她又俨然象是男人。单从小说的文体上看，已难辨作者是雌是雄，这此，可能还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表层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心。在创作心理的层面上，蒋子丹不乏这样两种倾向：一是坚决排斥传统女性角色，二是奋力抗拒男人一统天下，两种倾向又不过是一口利剑的两道锋刃。 什么是传统女性？理论上的概念是：成为男权社会私有财产并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中国人富于诱惑力的幽默则称之为“小鸟依人”。在蒋子丹的作品中，“颜色系列”中的美术学院的女学生不是传统女性；《绝响》中的现代女诗人，现代女记者也不是传统女性；《桑烟为谁升起》中的萧芒则由一个正统的淑女型女性终于演进为一个全方位开放型的现代女性，丈夫死后，她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终于在情感的苦痛中获得了人格的成熟，在失去家庭的依靠后获得了独立自主。《从此以后》中那位规矩传统得心应手的家庭主妇竟被蒋子丹狠心从楼上扔下并置换了大脑，“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年轻任性不太听话的另一种女性。《贞操游戏》中的K女士倒算得上正统加传统，结局是终生困顿，死了以后还要蒙受男人世界的侵略与蹂躏（精神与道义上的）。女人的解放，包括从性专制下的解放，从家庭泥淖中的挣脱在蒋子丹的笔下成了女人躯体内与心灵中潜在的“革命动力”。即使那位很少女人气息、工作事业第一的女厂长，在内心深处也包藏着如此强烈的浪漫情怀，如此热烈地渴望来一次“最后的艳遇”。蒋子丹力图寻找一个无性的立足点，烛照出男女关系历史中的诸多偏执与不义。正如吉尔伯特所说的：“女妖象一个黑影，潜伏在镜子的另一面，表现出反对法律和规定的天启的革命欲望”，女人的行为，“使灵魂成为自己的叛徒”，“成为它自己的引渡人，成为一种活动”，于是，“镜子变成了灯”。① 蒋子丹与那些革命的、乐观的、雄心勃勃的、杀伐果断的西方女权主义者毕竟不同，与那些以“女权”做工具做武器去攻打议会席位的女权主义政治家更为不同，她的这口文学利剑仍旧斩不断她身体中心灵中东方女性的基因，她手执文学这盏灯照来照去照见的仍然只是一团幽晦不明的混沌。女人们即使有了一次刻苦铭心的“艳遇”又如何呢？“繁华过后成一梦”，那个为了爱情奉献出全部身心的清纯少女，也只有在孤寂中“等待黄昏”的到来。当蒋子丹目光如电地审视着现代女性的过去与未来时，她看得越是透彻，也就越是悲观。她在小说中写道： 我们就象这些鱼，成熟产卵然后衰老然后死去。苏密设计了我们作为女人的蓝图之后死去了，甚至来不及等待衰老的降临。也许是她的勇敢，她并不惧怕死亡，也许这是她的怯懦，她惧怕经历衰老的过程。相形之下，我也许比她怯懦，因为我惧怕死亡，也许比她勇敢，因为我迎接了衰老。她省略了衰老直奔死亡的归宿，我忍受着衰老但终归退不出死亡的召唤。 ②总归是进退维谷，总归是死路一条。 黛眉死了，苏密死了，K女士死了，蒋子丹说：“我的思绪一不留神就会走入秋天里的死亡图画，在里面如鱼得水地遨游，以致于每一篇小说的构思，主人公都跟死亡相关。”③ 作为身陷困顿的女人，淑女萧芒和那个暗恋（也是自恋）着“红蜻蜓”的少女，甚至怀疑起“人类生生相息的延续”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否应该为人类的存在点燃起袅袅“桑烟”？ 在东方，即使是一位手执文学之灯的“女妖”，面对女人的命运最终也只能陷入一片无奈的茫然。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说过，女权主义学者的理论在根本上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再早一些，还曾有人宣告：一个女性的“乌托邦”将建立在“文学领域”之上。我想这可能更适合那些已经有了几百年罗漫谛克史的西方女性，超载道德负荷的蒋子丹并不这样。在蒋子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境况是乌托邦尚未成形就被瓦解，一个“圆脑袋黑头发的男孩子”，一个侯补大男人，将女人精神隐秘处的那只凄艳的“红蜻蜓”“捏成了碎片”。 我对蒋子丹个人的生活世界所知甚少，只是从她的散文集里获悉，她出身于文学的名门望族，父亲是给鲁迅先生扶过灵柩的蒋牧良，父辈人中还有名垂现代文学史册的张天翼、吴组缃、艾燕、沙汀。幼年的她也曾编织过“浮想联翩的童话”，也曾憧憬过“妩媚婀娜的影”与“闪烁跳跃的光”，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她的文字变得如许苦涩滞重？ 容易推想到的，有“反右斗争”“文化革命”，家人的悲欢离合，世态的寒暑炎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