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如果抹去鲁迅、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将是不可想象的。文学在中国同样标志着文化发展中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说，没有一个现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或任何其他人文学科研究者能与鲁迅所代表的文学家相提并论。文学在各种压力的隙缝间以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成长和成熟，尽管它一度差点儿被窒息，但在70年代末又重新找回失落的光荣，奠定了当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水准。因此，我这里所谈的鲁迅不是他本人，而是文学，是文学所体现的他的精神。 曾经有人把鲁迅和泰戈尔作比较，认为前者是为中国写作，后者是为人类写作，那意思无非表明为中国写作的鲁迅要略逊一筹。我不想作这种无聊的争论。许多人热衷于此，说明他们只对虚荣的东西感兴趣，或者是丧失自信心的症候。为中国而写——且不说鲁迅是否出自这样的动机，就作家的创作倾向而言，绝对不是一种障碍。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一个伟大作家就有一个创作动机和创作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用一种更为从容的态度来评价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同时也能在客观的判断下看见未来的光芒。张贤亮曾对文学创作的状况作了一个比喻：文学界开始闪现许多小星，但是还缺乏巨星。我们都知道小星的亮度有限，它无法穿透时间的雾障，包括张贤亮本人在内的许多名重一时的作家，三年五载以后，人们竟然需要费劲地作一番回忆才会想起他们以往有过的作为。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朝代的某种发明在相隔若干朝代之后又一次被“发明”，那种反复与循环便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我想一百年以后的人们在谈到中国文学时，一定会这样称呼：“五四”之前的文学和“五四”之后的文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分界线。而70年代末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却无这样的殊荣，因为它仅仅是历史运动的反复——或者说，又一次循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的“思想解放”的前提仍然是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我们回头看看，除了当时的“朦胧诗”有相当的独立意志和艺术张力，就小说而言——这恰恰是文学的主要形式——进展要缓慢得多，当时的作家犹如躺在娘的怀抱诉说委曲的孩子，几乎完全不具备个人的深刻反思，因此也就失去了存档的价值。这种评价对于事后的人来说是很简单的，可是在如梦方醒的人那里却是两回事。茅盾有过这样的比喻：文学青年来不及架设大炮，就用手榴弹和刺刀参加战斗了。文学作为社会批判的武器已为现在大部分作家和批评家所诟病，他们至少忘记了一点，中国作家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也许今后依然没有理由单单在自己的花园里欣赏鲜花。 人们一般倾向于将文学的高潮定在1985年左右，似乎文学不仅在社会影响上，同时也在本体的意义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不过，1987、1988年以后的文学——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文学，显然过分夸大了文学的本体意义，我指的是，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学对社会的责任和它与现实的联系。现在，读者对于文学的期待要比文学所能提供的东西多得多，这一方面说明读者固执地认为文学依旧应该是它所被认定的那种东西；另一方面说明文学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按照一般的道理，给文学规定任何原则都是不适当的，因为文学史包容了无数互相对立的成功范例。用一种东西来阐释另一种东西——就如维特根斯坦说的“摹拟”，其局限性总是显而易见的。当文学理论及批评越来越偏重于争夺自身存在的地盘，它便悄悄地成为一个学究的小圈子，时麾的概念千篇一律地被重复，那套“话语系统”成了小部分热衷于此道的人的专利。他们只关心自己要说的是什么，而并不具备文学的鉴赏力。事实是，在文学创作面前，理论及批评正在褪色。 我敢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矛盾几乎不在大多数作家的视野内，那些曾经使每个有头脑的人神经震颤的大事被故意遗忘了，以致于人们在读文学作品时难免产生错觉——对现实秩序不加审视的容认。歌德在回顾自己创作生涯时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之所以写出一些好作品，是因为他有幸经历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世界性大事。这也许是某种分界线，就象鲁迅的名篇《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等，毫无疑问那是经典作品的本质所在。如果作家拒绝参与某种社会运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如果他连发生在他身边的关系到社会道义与公正的善恶之争也视若无睹，那他除了自身萎靡不振的情感外还剩下些什么呢？我常常怀有这个想法：凡是眼下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该为下个世纪作准备，因为本世纪已经被鲁迅一个人占据，不会再有别人的份了。就经典这个意义说，鲁迅确实完成了文学的使命——时代的最深刻的判断和最高智慧的综合。如果我们忽视文学创作中的麻木，默认那种故意淡化价值观的虚伪，就是彻头彻尾的媚俗，其实也就是出卖——出卖良心。令人不理解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对自己的言论采取低调处理，甚至耻谈职责之类话题，他们几乎甘愿与庸俗为伍，说得好听一些，这是旧式文人喜欢自谑的怪癖。 从所谓“伤痕文学”算起，大大小小的文学流派大约不下数十个，许多才能平平的作家走马灯似地在文坛亮过相，也有一些作品轰动一时，可是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的创作热情都那样短暂，就象一个注定是短命的人，未等到有所作为便夭折了。我们不妨追问这些人的下落——马原、莫言、残雪，他们上哪儿去了呢？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时常能够读到一点他们的零星文字，只可惜那种文字给人的感觉是气数已尽。在我的印象中，能够在自己原有的水平上不断挖掘潜力、不断突破自己的作家，只有史铁生、王安忆等等少数几个人，文学在他们那里依旧是纯洁的和美好的，依旧保持着热力和创见。至于“先锋派”和“新写实主义”作家们，才跨了几步便停止不前了。他们大多局限于个体经验，把文学创作当作纯粹个人的事情，虚构了一个“自我”的存在本质，并以此为出发点；或者追求某种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形而上精神，给人以虚情假意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