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安是80年代崛起于菲华文坛的散文家。也是经历过祖国“十年劫难”后，旅居菲律宾的新一代“海外游子”。他出生于福建晋江的一个华侨家庭，在大陆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由于他对文学的热爱，早年曾参加过福建文联举办的文艺创作组学习，接受过著名散文家郭风的指导。具备很好的文学创作素质，对我国的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也有较好的修养。旅菲后，他与同时代崛起于东南亚文坛的华文作家一样，是“以商养文”而闯出一条成功之路。目前，他既是菲律宾乙莎电脑公司的副董事长、丰华贸易公司总经理，又是菲律宾中华文学研究会常委、主编，菲中友好协会理事和文艺组组长。 黄春安从80年代开始，以“忆梅”为笔名，在海外报刊发表了大量散文，但大都未结集；1985年以后，先后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椰风赋》（中国友谊出版社）、《千岛潮声》（百花文艺出版社）、《阳光抚爱的土地》（海峡文艺出版社）和散文选集《黄春安散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后者被列入该社出版的“海外华侨华人文库”之一种。他的散文在中国大陆曾被收入多种散文选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珍珠赋》等。其中《北斗星》一文曾获《散文》月刊第二届全国评奖第二名。他的散文在海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黄春安在商余执着于对文学的追求，其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说：“我从来不曾将文学当作一种荣誉的阶梯去攀爬，更不愿意参加那有名无实的文艺社团获得的空头名衔而沾沾自喜。所以，不管逆境或顺境，我能忍得寂寞，耐得孤独，不顾世俗冷峻的眼光，不气馁地默默耕耘于文学园地。”（《黄春安散文集·后记》）又说：“我爱文艺，尤其爱诗情画意的散文和散文诗。”（《阳光抚爱的土地·后记》）正因为如此，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两个特点：其一，坚持自己严肃而踏实的创作道路。他不附庸风雅，也不随波逐流，把散文创作建立在自己丰富的生活基础之上。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朴实的艺术风格；其二，他的散文不管叙事或抒情，都以“情”贯串始终。加上他对古典文学的修养和盆栽艺术的素有研究，善于描摹，使他的散文富有诗情画意，读他的散文，好象有一股感情的潮水近面扑来，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黄春安散文的题材，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对菲律宾华侨华人社会的描写，显示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影响。菲律宾4790万人口中，华侨、华人占100万，且其中90%来自福建。因此，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大都保留着福建的传统。马尼拉王彬唐人街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这里居住着世代的华侨，他们各有各的遭遇。但不管是新老华侨或华人，闲来无事，聚集在一起，都是“一泡清茶”，滔滔不绝地倾诉自己的情怀。这种生活习惯与家乡非常相似。宗教信仰和婚丧礼仪也完全保留着家乡的传统习惯。在寺庙中，佛案上摆的是一只只玲珑的福州脱胎漆器，侨妇在香火袅袅、木鱼阵阵和钟声频频之中，虔诚地跪拜、焚香、添油，祈求平安，在殡仪馆中，也都依然按照故乡的传统进行奠祭、披孝、上香、护棂、帕土……。许多游子临终前的“唯一遗嘱”，就是希望“日后拾骨回故乡重新安葬”。（参见《唐人街拾遗》等）菲律宾是种族杂居的社会，中西文化错杂影响，而象唐人街这样完整地保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确是罕见。一方面，它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对海外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寄托着海外游子的乡思、乡情。难怪郭风在访菲时惊讶地说：“想不到长期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的菲岛，有如此繁华热闹的唐人街。这是旅居这里的华侨思乡怀国的象征呢！”（见黄春安：《文化使者》） 另一类作品，是对华侨思乡怀国的描述。由于作者出身华侨家庭，又亲历华侨社会的生活。他对新、老华侨的生活遭遇和心理特征，都有深切的了解。因此，这些作品的描写也最为动情。例如，老一代华侨，由于当时国家贫弱而漂泊海外，原想在异国他乡闯出一条理想的路；可是，奔波几十年，理想破灭，到老来老弱病残，孤苦伶仃，既得不到家庭温暖，又遭受岁月的无情打击。义山的华侨收容所的120多位华侨老人的经历就是如此。其中一位80多岁的老华侨说：“我十二岁便离开了故乡，三十五岁那年返家结婚，蜜月刚过后便又远涉重洋，从此，与妻子离别数十载，再也不能相见。”暮年丧妻又漂泊异乡，只好“夜夜伴着怀念故土的残梦”。真是如泣如诉，揪人心肺！有的老华侨难断思亲情缘，只好把亡妻生前的亲笔信读了又读，念了又念，以此慰藉自己的心灵。新中国诞生给他们带来“无限激动和喜悦”。他们期望祖国繁荣昌盛，有的把几十年的积蓄寄回故乡，帮助建设，有的回国探亲，并为沟通菲中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但“十年疯狂”又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创伤。“文革”后，他们不计前嫌，对祖国“为摆脱贫困、走向富饶的道路”十分关切。祖国建设或故乡变化的一丝一缕讯息，都可能对他们“汇成巨大的鼓舞力量”。作者在《亲人信笔》中，描写海外游子传阅来自故乡信笺的动人情景。他们一接到故乡的信笺，“不管工作再忙，劳动再紧张，也连忙停下手中活儿，拆开信笺，一字字一句句地读着、看着。”激动的泪水洒湿了衣襟。充分显示出海外游子与祖国共命运、心连心！ 第三类作品，歌颂菲中友谊。菲中友谊已有漫长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菲律宾和中国就构筑起一座坚固友谊的桥梁”。作者在他的散文中，从历史的和现实的多方面描写菲中友谊的种种表现。例如公元982年菲律宾的麻逸商人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最早到广州的船长还是曼坚人的“酋长”。（《血盟节》）郑和下西洋，至今还是菲律宾人民的美谈。一位美骨的描让涯主席依沓·瓦丹呷说，他的祖先还是迎接郑和的“酋长”，至今他家中厅堂还保留着郑和赠送的中国古剑和两只景德镇的鹤嘴瓶。（《美骨椰涛》）因此，“菲中友谊的桥梁，不仅构搭在两国国土之上，还构搭在两国人民的心坎里。”在反抗外国的侵略当中，中国华侨与菲律宾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许多华侨为保卫菲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义山华侨抗日英雄纪念碑也是一个明证。作者在《玛踏莎的故事》一文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玛踏莎是菲中的“混血儿”。父亲林忠义以种菜为生，母亲偶斯·安娜是一位小学教员。日寇登陆千岛后，她的父亲被日寇杀害。其时才14岁的玛踏莎便带着满膛仇恨加入华侨游击队当通讯员。她以卖花为掩护，在日寇占据的王城，源源不断地把敌人的情报送到游击队总部，使敌人周密的军事行动多次遭到游击队伏击，连敌人的营长也被炸得车翻山谷、血肉飞溅。后来，她假借敌人军妓杏草子的名潜入日寇指挥部，被敌人发现，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玛踏莎既受母亲讲述的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英雄国父黎杀事迹的影响，也受到父亲所讲的中国古代抗敌爱国英雄文天祥、岳飞和郑成功的事迹的影响。玛踏莎接受了菲中两国爱国主义思想的共同抚育，也是菲中两国战斗友谊的结晶。菲中建交之后，这种友谊得到了发展。两国人民沿着先辈构筑的友谊桥梁，情怀热情地迈开步伐向前迈进。厦门——马尼拉航线开通，杭州与碧瑶缔结金兰姐妹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切都证明菲中友谊“经受着历史上的风暴和浪涛，依然象万里长江不化的彩虹，屹立在两国人民的心坎里。”（《友谊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