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随和，所以平庸。 作为作家，不能说秦牧缺乏必备的文化修养，问题在于或惮于压力，或出于自觉，他总是力图放弃自己的独立追求、属于内心的可珍贵的一切。虽然他有可能写出哪怕少数几篇精粹的作品，但是，由于使用了大量现成的、流行的、合乎规范的结论或材料，结果仍然要磨掉可能的棱角，贫乏得混杂，中庸得辩证，颟顸得庄重，失却文学应有的崇高的品格。从他成为“专业作家”的那天起，已然步入中年；这个可怕的保守的人生阶段，恰好同一个左倾的、亢进的、病态的历史阶段相叠合。惰性的破坏力是巨大的。等到他小心翼翼而又不免多少有点志得意满地在一个满目荒芜的园地里收获了《花城》等一小批著作之后，不期然遭到空前的洗劫，同众多的写作者一起被迫沉默了十年；一旦被获准重新弄笔，却不觉老冉冉其将至了。老人大抵满足现状，不图振作；许多风云人物最后“拉车屁股向后”，是史有明证的。秦牧晚年被尊为“散文大师”而被抬入云端，出版多种选本，主编各类辞书，且索序求稿者不绝于途。其实，无论在思想和技术方面，他都不见得有所增进，然而竟陶陶然耽溺于俗众的包围中，不惜粗制滥造，八方应付，以创作之丰自娱。 龚自珍诗云：“文格渐卑庸福近”。秦牧明显是一享有“庸福”的作家。由于尚未改革的文艺体制及其他种种关系，同一类型的作家在中国颇不乏人。所谓平庸，并非就一般的文学成就而言；它首先代表的是力图扼杀自我，以求标准化、划一化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宿命地赋有传统的悲剧性质，使一个乃至一代作家的整体性构思，从一开始便被定势在一个既成的、有限的、闭合的格局之内，从而完全断绝了超越的可能。 保留节目：《花城》 5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或沉或浮，泾渭分明。具有一定实绩和潜力的作家，一旦被戴上荆冠，便长此沉默了。“放歌”成了另一群作家的特权。在接连的政治运动的考验面前，许多作家都曾经受严格的人格选择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庄子式的逍遥是没有的。 此时，总路线业已制定。人民公社诞生了。“大跃进”的快马在一片虚幻的虹影中盲目驰骤，随即陷入泥沼。遍地高炉群小土群的火光熄灭了，公共食堂炊烟消散，粮食“卫星”及种种凭空发射的卫星一颗接一颗坠落。所有在运动中得以幸存的中国作家全都背过脸去，没有留下哪怕任何一点可信的文字记录。唯有旧日的“彭大将军”，同他有限的几个“盟友”，一道背负起社会主义的沉重的十字架，在云封雾罩的庐山深处，喊出真实的声音。 反右斗争前夕，秦牧曾经发表《地下水喷出了地面》一文；行文虽然太四平八稳了些，但是究竟属于经由自己思考过的“盛世危言”。据说，他几乎为此惹下大祸，只是因为一位大人物出面才得以幸免。灾祸可以使一些生物消亡，同时使一些生物变异。事实的教训，使秦牧怀有恐惧与侥幸的双重心理是十分可能的。总之以后，一如我们所见，他一直按照历书即所谓“本本”歌颂阳春，全不顾窗外是否阴霾天气。作为写作杂文出身的作家，不种刺而栽花，就并非什么咄咄怪事了。 秦牧著名的散文集《花城》，绝大部分完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三面红旗”的神话，使这些作品漫溢着明媚的色彩和悦耳的声音，不沾带一点时代的阴影。 代表作《花城》，绘声绘色描写“城市人民公社化”之后的每个春节的盛况。“春来了！春来了！”《花市徜徉录》及《春天的色彩和声音》前后都取同一基调——肤浅的乐观主义，借花信显示太阳和东风的威力，构成永恒的春天的象征。另一入选教科书的名篇《古战场春晓》，礼赞三元里人民公社“和平劳动、熙熙攘攘”的景象。在这里，选择三元里不是偶然的。三元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帝斗争的圣地；而在现实中“超英”、“赶美”，以及后来的“反帝反修”，正好视为一种历史的承续与回应。姊妹篇《土地》，电影般渐次摇过许多“大跃进”的镜头，还特意插入《红旗歌谣》作画外音，极力营造一种气氛，以讴歌一种意志，鼓吹一种精神。当时写作的另外一些篇什，如《千斤力士》、《摸鱼老手》、《古董》等等，其实也都一样努力在传播一种时代病——自上而下普遍狂热的、偏执的、浮夸的“左倾幼稚病”而已。 要分析一个作家，有一个简捷的方法，就是分析他习惯使用的语词，或某个时期集中使用的语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词，在使用中往往失掉了本义，而带上构成当下“语境”的新的因素了。 在集子《花城》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共产主义”。当时，著名的北戴河会议宣称人民公社是“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一次提出大跃进“开辟了我国能够顺利地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新闻媒介纷起效尤，将“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改为“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大跃进”，乃至等同于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社会制度还是道德观念，秦牧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都是同大跃进时期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种种宣传分不开的。 正当人道主义遭到普遍敌视的时候，《花城》有不少文章赞美了“人”。然而究其实，这与盛行一时的“人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唯意志论同出一辙。人是什么？为秦牧所美化的当代人，完全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欲求与权利；他们唯有像机器和蜂群一般，盲目追随癫狂的运动。“个人”、“私有”一类观念，在他看来，明确地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应当予以“消灭”的。因此“群众”、“集体”等语词，在《花城》中同样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