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郑振铎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俗文学具有“大众的”、“无名集体创作”、“口传的”、“新鲜的，但是粗鄙的”、“想象力奔放，但有保守性”和“勇于引进新的东西”等六大特质，这种理论特征与现代狭义的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的特征基本上一致。但郑振铎在对俗文学进行分类、选材和评介等实践环节中，并没有囿于狭义的民间文学范畴，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主要类别及作品未涉及，另一方面却对不属民间文学范畴的通俗作家作品大量评介，体现出在实践中的“通俗文学”倾向。这种理论特征与实践倾向上的差距产生的原因，除时代认识的局限外，还有研究方法和占有材料的局限。尽管如此，郑振铎的俗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发展中国通俗文学事业、扩大民间文学的影响仍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俗文学；理论特征；实践倾向；郑振铎 郑振铎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3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中国俗文学学派的重要奠基作之一，也是郑振铎俗文学思想最集中的体现。本文将对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体现的俗文学理论特征和实践倾向进行剖析，并对其历史意义和局限进行评述。 一、郑振铎俗文学理论的狭义“民间文学”特征 什么是“俗文学”？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开宗明义写道：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①他还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文学》一文中指出： 所谓“大众文学”，乃是“未入流”的平民文学，或“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的别名。② 我们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郑振铎以为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大众文学以及平民文学，即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尽管郑振铎把这几个概念作为相同概念并提，但对具体特征作理论阐述时又仅与现代狭义的民间文学特征契合。 郑振铎提出了“俗文学”的概念后，在理论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它的基本特质。他认为，“‘俗文学’的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是出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谓之平民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③由此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俗文学的“大众性”，是他对“大众文学”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他是从创作的主体、创作目的和动机，以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来界定“俗文学”的。在创作主体和动机方面，它必须是大众的，即为民间的劳苦大众所写和所有的；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反映平民的生活，表现平民的精神；在表现形式上，必须符合民众的口味，为他们所喜好。这里的“平民文学”概念不是指作家所创作的反映平民精神的文学，而是指平民自己创作，并为自己所有的真正的“平民文学”。在对“大众性”这一特质的阐释中，郑振铎十分强调“俗文学”的民间性——“生于民间”，讲述的是“民间的英雄”、“民间的少男少女”、“民间大多数人的心情”。总之，无论是创作者、流传地域，还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无不与“民众”、“大众”、“平民”、“民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注意到郑振铎在对“俗文学”的作者问题上，有时用“平民”，有时用“民众”，有时用“大众”，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在当时文化学术思想的背景上考察。在国际学术界，自1846年汤姆斯提出folklore一词后，相继被许多欧美国家所引用，但对这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总的来看，对lore的理解比较一致，指“知识或智慧”，但对folk一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认为folk应是“人们”，即全民族的国民，后者则认为应指“人民”与“民众”、“庶民”。从folklore的整体意义上讲是指“民俗学”。在俄国，19世纪引入folklore这一外来语，其含义仅限于民俗中的口头文艺民俗部分，并称之为“人民口头创作”。他们对这些作品“民”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大体上有“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人民”等看法；对“民”的范畴的解释，与欧美等国狭义派的观点相近。在我国，“五四”时期，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界限没有严格区别开来，胡适、刘半农以及“歌谣研究会”的同仁们，主张“平民说”，与国际上的狭义观点尤其是俄国的观点相通；而胡愈之、潘麟昌等人则认为“民间文学是流行于民族中的文学”，创作者是“民族的全体”，这与国际上广义的见解近似。到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由于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钟敬文、杨成志等人积极主张“民众”的观点，即民间文学是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的文学，使这一狭义观点占主导地位。郑振铎对“俗文学”范围的理解，正是受了这种学术思潮的影响。 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另外两个重要特质是“无名的集体创作”和“口传的”。他说：“我们不知道其作家是什么人。他们是从这一个人传到那一个人；从这一个地方传到那一个地方。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真正的创作者与其正确的产生的年月的。”“她从这个人口里传到那个人口里，她不曾被写下来，所以，她是流动性的；随时可以被修正，被改样。”④这里实际上是在强调俗文学创作主体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创作和传播媒介是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文字。目前，在民间文学领域，尽管在基本理论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分歧意见，但对于民间文学具有集体性和口头性特征的认识还是基本一致的，迄今它们仍是我们区别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外部标志。正因为它是集体创作并流传的产物，才为集体所有而具有匿名性。这里的集体主要是指广大的劳动人民，因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和鲜明的阶级性。也正因为它是以口头语言为媒介进行创作和流传，并将创作、流传过程融为一体，为了适应这种口传心记的流传特点，才在表现上形成了一些极为稳定的表现手法和相对固定的套式，如民歌中的四句头、五句子、比兴、反复咏叹，以及故事开头的套语，情节发展的“三段式”等等。它们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口头艺术实践的结晶，易记易学，为人们喜闻乐见，以至代代相传。这些都是民间文学内部遗传的基因，是构成其传承性的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