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当历史被人们以某种方式讲述的时候，这就证明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进入历史。历史又是一个多维的意义空间，文学作为进入历史的方式之一，其切入历史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文学把握历史的审美方式，从具体艺术实践来看，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方式：1，浅表型。作家们着力于对历史本体的艺术再现，写作过程中首先确立的是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历史人物的素材意义；2，深层型。写作方法上并不倚重对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历史人物的演义式铺展，而是旨在历史的深层结构中提取出特定的信息系统，以此去返照和重新发现历史。援用叙事学的理论术语，不妨把这种信息系统称为“叙事视点”，它实际上代表着人们对待历史的某种态度、见解和个人关注，借助“视点”的窗口作用，文学才能完成同历史的深层对话。 陈福郎的历史题材小说就是选取文化学这一特殊视角，对近代中国社会外部结构形态以及人们文化心理的裂变、动荡、调整中所蕴存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从他相继出版的三部长篇：《混世龙王》、《浪迹天涯》、《怪味嬉皮士》来看，作者是想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审美范式：这就是本文题目所示的“历史的文化寻绎”。 一 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开始，陈福郎注定了将要进行艺术上的探险。这样说有两个理由：其一，“西学东渐”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如果以近代史为创作素材来源，缺少“中西文化冲突”似乎有点抽空的感觉；其二，这一文化事件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理性和抽象的概括，以此为背景，如果把握不准的话，同样会给人悬空的感觉。 文化学无疑是作者伸向历史的一个感知触角，借用这一触角，作家在历史素材的艺术转化、题材艺术价值实现方面体现出自己独到的艺术才思。 先看《混世龙王》。郑芝龙这个人物从历史上看是个品性驳杂的人物，他自幼刁顽、因大逆不道诱拐父妾而弃家远遁。他既是一个出没波涛、杀人越货的海盗，又是一个打击入侵的荷兰殖民者的海上贸易商；既是一个移民垦植台湾的先驱者，又是一个先后为明清两朝纳降的贰臣。对于这个人，如果纯粹从史学意义上给予价值判断，我们很难给他作出准确的价值定位，至今史学界对此好像也无定评。 经过文化学的沉淀，作者选取了郑芝龙这一具有复杂底色的人物，并且把他置放在“东西文化冲突”的大环境中加以审美把握，完整地传达出他身上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悲剧性品格。作品主要是通过两个“聚焦点”来塑造郑芝龙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期的海上贸易商形象。一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海上的贸易自由，他同朝廷海禁势力之间的斗争。大海的强悍与辽阔造就了他勇猛、刚毅、独立不羁的个人品格。他一方面利用金钱作后盾，加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此作为同海禁势力抗衡的资本，几度武力交锋都使官府受挫，迫使海禁势力作出适当的让步；另一方面，他甚至处心积虑地周旋于官府之间，希望“利用合法的地位，统一海上，大开海禁。”这虽然是一种斗争策略，但也表明了他自身的软弱性。因为他毕竟脱胎于传统文化之中，尽管他思考、抗争，但不是从超越于时代的社会理想出发的，他没有想去改变他所面临的社会，而只是力图谋求得到朝廷的认同。小说结尾我们看到，这种软弱性终于酿就了他“被挟北上”的个人悲剧。为了凸现人物真实的精神内核，作者还设置了另外一个“聚焦点，”这就是嗜利本性与萌芽期资本主义的新鲜活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历史精神。作品中写到郑芝龙移民台湾、打击荷兰殖民者这些历史壮举，但作者并不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角色”的情感行为（比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来写的，而是从其心理内驱力中找到人物的真实动机。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两个“聚焦点，”把人物的复杂底色亮现在我们面前。他以艺术家的敏锐洞察力，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表象，捕捉住人物身上颇具审美价值的真实内核并加以艺术表现，清理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高度尊重。 组成《浪迹天涯》的历史框架是人所皆知的“洋务运动”。作者没有一般化地处理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而是采用“以人写史”的作法，通过对容阂个人坎坷经历的追踪描述，展示出历史的风云动荡，折射出历史的丰盈内蕴。 容阂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历经百般坎坷。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完成学业并取得学位的留学生。国外的留学经历，使他深切感受到拥有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与高筑樊篱、拒人千里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中华民族饱受创痛之症结所在。他怀抱救国之志，希望通过输进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使古老民族获得再生能力从而强盛起来。作者赋予容阂这一艺术形象以高尚的情怀和坚毅的品格。作者在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现代意识，用批判的笔锋剖示了人物悲剧的内在动因所在，那就是民族守成主义的情性和自我封闭心理。对于一个讲究“忠、孝、节、义”这些“国粹意识”的民族来说，容阂引进西学的良苦用心并不能被接受。即使是观念较为开放的洋务派，他们尊奉的也只是以“伦常名教为原本”的“中体西用”哲学。饱受西方近代文明浸润的容阂回国不仅就业无门，甚至被视为“师敌忘仇，夏夷不别，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而几遭通缉。无疑，容阂“教育救国”的悲剧性失败，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认识近代民族悲剧的契点。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我生存状态和价值的基本差别能力，这本身就是酿造悲剧的可怕内因。抚追今昔，我们不难从小说中获得震撼人心的启示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浪迹天涯》的现实主义感染力和深刻性之所在吧！ 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这一大段历史，如果作者殚精竭虑去描绘历史事件本身，努力追求气势宏阔的“史诗”效果，那么，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另外一本历史题材小说。那样，或许读者也能窥视到历史的真实，窥视到近代民族的历史悲剧及悲剧根源之所在，但我们感受到的肯定是另外一种真实和美学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文化寻绎”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也是一种观念——如何认识历史和审美把握历史的观念。 其实，历史题材小说的现实感并非只体现在作家写什么或怎么写，关键的一点是看作家以什么态度和价值判断介入其中。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的渗透与传统的自守似乎是陈福郎小说文本自在的一种语法结构。描写改革与守旧的斗争，这样的题材也不算太新，早先就有任光椿、周熙反映戊戌变法的《戊戌变法记》和《一百零三天》等作品。如果作家仅仅在内容或人物方面标新立异，而没有达到有别于它作的独特的艺术品味的建构，那么，因司空见惯的平庸而招致物议将是难免的。所幸的是陈福郎没有陷进题材自身的漩涡里去，他在对历史的全神贯注中并没有丧失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强烈自主意识。作者对容阂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现代价值的“感光”处理，着力赋予人物形象意义的现实指向力。《浪迹天涯》中，容阂的个人遭遇实际上与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是深深地扭结在一起的，从容阂身上，我们不难领悟到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矛盾和痛苦，不难领悟到民族自我角色意识在民族自立中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些地方，作者找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话语沟通，使人物形象获得了鲜明的现代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