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了表述人类的生存境况，人们仿佛正在为这个时代征集恰当的定语。什么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标记？可以看到，“技术主义的时代”或者“消费主义的时代”成为不少人所常用的概括。这个意义上，我有理由认为，目前两个最为重要的话题——“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乃是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时代的回应。围绕这两个话题而出示的精神向度，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不同群落。这两个话题之外，人们周围是否还存有其它精神向度？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宗教同样向技术和消费的压迫表示了顽强的抵抗。提到了宗教，某些作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心，例如张承志，何士光，还有北村。这样，人们开始面对北村的一批小说。 我已不止一次地谈论过北村小说。我不想隐瞒我对北村小说的基本判断——重要。我曾经在另外的场合分辨过重要作家与好作家。重要的作家往往在他们的时代更为显目。这些作家未必拥有大师的精湛和成熟，他们的意义首先体现为——劈面与这个时代一批最为重要的问题相遇。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够牵动这一批问题，使之得到一个环绕的核心，或者有机会浮出地表。换言之，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谈论一个时代。 我该坦率地承认，北村晚近的一批小说超出了我的意料。大约在1992年前后，北村小说骤然出现了一次大角度的急速转弯。我曾经在《北村小说的图式》一文——发表于1991年——分析过北村此前的一批小说。从《黑马群》、《谐振》到《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和一批以“者说”为题的小说，北村曾经竭尽全力同小说传统的遗留的种种基本规则搏斗：“这种不懈的努力使他的小说保持了一个倔强的艺术姿态”①。我时常在这批小说之中察觉以某种勃勃的冲力。同时，我还提到北村对于“终极价值”的持久兴趣。至少在当时，北村的“终极价值”还很难用哲学语汇清晰的表述：“这可能是一种关系，一个模糊的意会，甚至可能是一个幻影。总之，这是一个诱使北村不懈追击的不明之物。”②然而，北村晚近的小说表明，这个“终极价值”的谜底已经揭晓，他终于找到了他所皈依的神。这理所当然地引致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北村的小说依然存在了那种冲力，但他已丧失了琢磨小说基本规则的兴致，丧失了博尔赫斯式从容而又巧妙的叙事。他将那种冲力全神贯注地导向了拯救的主题。这一切让我得到一个奇怪的矛盾印象：北村还是北村，北村变了。 当我企图再度解释北村小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北村这一代作家的历史境遇。北村曾经在他的小说集《玛卓的爱情》扉页上公布了一则至为简约的上人档案： 北村，原名康洪，1965年9月16日生于福建长汀县，1985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任编辑。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长篇小说《施洗的河》和《大风》。1992年3月10日皈依基督。 当然，由于我与北村的稔熟程度，我可以为这一则档案补充许多细节。例如，那一所海滨大学的奇特风光，《福建文学》编辑部办公室忙乱景象，或者他皈依基督的个人诱因。可是，这里我仅仅想说明，这一则档案多少从社会学意义上暗示了两个问题的答案：北村为什么会从叙事革命开始？为什么崇拜心理并未引起他的警觉和反感？ 2 1981年秋季，北村在他父亲的护送之下跨入厦门大学中文系。这就是他文学生涯的开端。 可以从许多作家的回忆之中看到，他们与文学的相遇往往具有某种宿命一般的缘分。相形之下，北村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出人意料的情节。我提到这个开端，意在论证一个事实：文学本身的诱惑致使北村投身于小说。大学里面文学书籍的阅读和文学史传授触动了北村的某一根隐秘的心弦，于是，文学写作开始了。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兴趣，在这里，文学的写作与研究时常交替出现。换一句话说，北村这一代作家不像他们的前辈，他不是因为积压了过多苦难的故事而迫不及待地握住一管笔。他一开始就指向了文学自身，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这个事实的意义我还会在后面反复提到。 于是，这样的情况就不难解释：北村这一代作家更乐于从叙事技术切入小说。文学范畴之内，叙事技术成了一个首要问题。这不仅来自20世纪一批现代小说大师的启迪，同时还由于语言在20世纪文学理论之中获得的至高位置。这种气氛之中，北村迅速地向一批称之为“先锋”的作家靠拢，叙事革命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他们的企图是破坏、瓦解和重建小说的表意系统。 诚然，如同许多作家一样，北村并不是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从《黑马群》到《谐振》，人们可以从一系列小说之中指出种种生涩之处。可是，到了1989年——到了《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发表，北村仿佛突然之间成熟了。从《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到《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北村叙事的个人风格愈来愈强烈。在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或者叶兆言这批作家之间，他的叙事实验走得最远——他的足迹常常超出人们目力所及的范围。 我的《北村小说的图式》一文曾经从北村的叙事之中提取出三个特征。迄今为止，我仍然愿意维持这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