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这已经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和讨论，许多刊物都对这些现象作了庄严命名仪式，并纷纷冠之以“新”的称号。综观各家说法都有精彩独到的地方，尚能自圆其说，但从不满足的大处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有些评论工作者过于迷醉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夸大了中国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后现代因素，从后现代——后殖民——第三世界等一个个理论环节的演绎轨迹中我们几乎不加思索就会联想到八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思潮中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摹拟现象，当有些朋友把中国当代作家摆脱了对西方文学样板的依赖作为一条划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标准时，他们在理论上却不知不觉重蹈了八十年代作家们的覆辙；二是在太沉闷的文学低谷时期评论界滋长了浮躁情绪，急于在小说创作中找出新异的因素来与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小说划清界限，为了夸大这些在生长中的新因素，评论界不惜把它们推到了与整个文革后文学相对立的位置，当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旦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宣传手段结合起来，批评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都不能不受到影响。我在这两方面的不满足并非是对理论本身的，而是觉得这些理论无法包容当下文学创作的社会性历史性的内容，因此在使用时并不能抓住当代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现象，反被大量泡沫式的零星的文学碎片所纠缠。当然这仅仅是我以个人的阅读和理解的局限来谈自己的不满足感，并不因此而低估这些理论本身的新锐价值。 从表面上看，理论家们都注意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对纯文学所构成的威胁，并希图用解构的武器帮助身陷文化困境的知识分子拆除自身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心理鸿沟。他们意识到九十年代的小说文本正在发生变化，一些二元对立的原则正在逐步消解，知识分子正在慢慢放弃以前被视为精神向导的人文立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都有意无意疏忽了一个历史事实；九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产生于两个来源；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在不断膨胀中暴露出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和客观上的政治风波导致了精英文化的大溃败。这以后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气氛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上所居社会中心的传统地位随之失落，向边缘化滑行。在这种背景下才产生了九十年代小说的诸种特征，它本身就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被畸形扭曲过的文化现象：作家们在小说创作里放弃了全知式的启蒙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执着态度，进入一种相对主义的复调结构，并通过相对主义来纠正八十年代创作中精英文化的偏执，检讨以往作家所扮演的万能导师的社会角色，但这并不象有些妥协性的阐释所认为的，是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自身岗位责任的自觉放弃。这里举一个新写实小说的例子；所谓新写实的经典作品，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产生了，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浮躁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反拨，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到了1989年以后，这一创作思潮才被弥散开来，但这时的新写实小说中最出色的代表刘震云在他的“官人”系列和两部历史长篇里，恰恰强烈地表现出对新写实的灰色特征的反拨。可惜当时的评论界依然被萎缩的精神状态所笼罩，以自己的灰色理论把刘震云的作品解释得灰色化。所以我在当时一篇谈刘震云的文章里宁可把他与当时流行的新写实思潮区分开来，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过渡期间，存在过一个非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现实批判文学；从王朔的颓废到刘震云的讽刺，正是其中的重要现象。这是一种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悄悄发生变化的信息，到九十年代就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民间化趋向。 九十年代小说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开始其自身规律的，因此谈不上有多大的革命意识，它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里已经初露端倪，马原孙甘露等人所开创的先锋小说的语言形式革新，在九十年代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真正揭开九十年代小说序幕的，我认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底的《收获》杂志上，在当时一片荒芜的文坛上突然树立起一个新的航标。作者曾经说过：“《叔叔的故事》重新包含了我的经验，它容纳了我许久以来最最饱满的情感与思想，它使我发现，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个人的经验世界里，这个经验世界是比以前更深层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疼痛源于何处？它和我们最要害的地方相关联。我剖析了身心深处的一点不忍卒睹的东西，我所以将它奉献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共同承担，从而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我曾经在那几年中一直有所期待，期待有作家能够用真正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那个充满了灼热伤痛的时代，当王安忆的这部作品问世，我发现它所表达的深刻性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我不能不为之兴奋。王安忆从身心深处所发掘出来的疼痛，我们每个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得到，只有当作家把这种疼痛用艺术审美的方式使之普遍化，由每个人一起来承担，才能使这社会的警世钟敲响。这部小说用复调的形式写了两代人，用后一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前一代人即“叔叔”。请注意：这个叔叔并非是一个实在的人，不是传统的典型化原则塑造出来的充满个性的人物，他近似一个时代的类型，可以由多种途径、多种解释来完成。叔叔一生的命运都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紧密关联，因此他的全部辉煌和全部丑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尤其是文革后近十年的时间）中民族文化的缩影。作家用两句话表达了她对“叔叔”所隐含的内容的认识及其自我伤悼： “叔叔”的警句是——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我”的警句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 而“我”为什么会认识到自己并不快乐？作家没有说明，而且是她故意不说，她推说这是一件与个人情感有关的私事，她不愿说，所以就虚构了“不存在”的叔叔的故事来表达。因此叔叔所遭遇的不幸之因，也就是作家的不快乐之果。这篇作品根本就不能用所谓“拆除深度模式”来解，它恰恰是高度寓言化地表达了作家对这个民族及其文化命运的严肃思考，而且这种高度寓言化的艺术效果正需要用后设小说的表现方法来达到，叙事上的不确定性使叔叔的故事含有更大的涵盖面。所以，无论是思想上的开拓还是艺术形式的探索，这篇作品都做到了完美的结合。我觉得这类作品是九十年代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我们在张承志张炜朱苏进李锐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当代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凝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