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瑞德集团公司提供赞助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凌力、吴因易、唐浩明、缪俊杰、谢永旺等四十余位作家、评论家、专家、学者在会上总结历史小说创作近年来的成绩，研究创作中出现的难点和问题。 谢永旺、缪俊杰等认为，历史小说处于当代整个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这主要来自对历史人物在人性、人情方面的挖掘与描写，从民族心理、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等各个方面，反思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劣根性。这种全民族的反省，造成历史小说繁荣的契机。 如何把握史实的可信性和文学的虚构性，在虚构历史的基点上达到文学的真实。《文学评论》主编敏泽强调历史小说家需要把读者带入历史中去，非此便不能进入历史小说的境界；历史小说与传记不同，有些传记叙述了人物和事件的整个历史过程，但成为不了艺术。凌力说，今人写历史小说好比艺术家花甲之年扮红娘，关键是神似。营造历史的时代氛围也即追求某种神韵，以求在大的形式上不出格。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作家自己心里得有一幅当时的风情画，选择语言也要精心。但是，历史小说创作真正的难点是表达一种思想的追求，因为写历史小说不仅是为了表现某一历史事件，而是要从中抽象出一些人类普遍关心的东西。穆陶等人认为，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应该与严格意义上的史籍的真实性有所区别，而与文学的真实性息息相关。只要作品写得生动感人，读者就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对于小说家来说，重要的是先要把形象树立起来，通过形象把我们对历史的那种感触表现出来。评论家朱寨、韩瑞亭认为应该对历史和文学持双重尊重的态度，在基本的史实和反映历史题材的小说之间要区别一条界限，但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言，更强调历史的真实。 如何掌握评价古人的标准，《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说，道德判断的激情往往激动着我们，但是古人有当时对事物褒贬的标准，如果沿用他们的标准就会陷入困境；而对封建社会采用现在的标准也不行，因此道德判断的激情对创作显得无力。为此不如放弃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让读者自己去做结论，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历史事件，从中看到人类在社会前进中付出的代价，把创作的着眼点从道德判断转移到认识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机制。 当作家处心积虑地寻求新的叙事角度，挖掘更为深刻或者更为边缘的历史内容的时候，一些评论家更看中历史小说对“民族记忆的修复”所产生的美学价值。陈晓明说，对中国民间社会原初记忆的修复，是90年代海外的热门话题。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强调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思想改造，没有民间社会或者说干扰了它的自身发展，因此，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建也是在修复整个民族的记忆。他主张“民族记忆的修复”这种提法，意在改变对封建传统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性需要进行认真的清理，而且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经典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对历史的重写。张颐武说，90年代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的形态，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完全按照知识分子的想象发展，特别是伴随东亚的崛起，人们尝试重写历史，重新创造中国的本质，历史小说的繁荣与这样的背景密切相关。重述历史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式，而应该重视交织杂糅的当下状态；不应仅仅关注“大历史”，而且也要注意边缘的、普通人的“小历史”。让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与历史沟通，寻求创造新的生命的共同体。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选择向度，评论家李树声强调历史小说的哲学意识和精神境界。她认为，今天的时代了给历史小说家较为宽松的心灵自由度，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良好契机。但是就创作本身来说，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建树方面，它还没有超过某些当代题材的作品，由于缺乏对历史的哲学观照，有些历史小说家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俯视或平视历史，而是仰视历史。董乃斌则认为，目前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中还缺乏一种游戏的风格，即缺乏一种诙谐、调侃和幽默的风格，如果历史小说全都写得那么严肃，也是一种框框。一部作品有没有幽默感往往是一个小说家是否成功的标志，因为生活本身是充满诙谐与幽默感的。 与会者普遍认为，历史观念的变化对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顾汶光强调历史小说家深入史料的重要性。《庄妃》的作者颜廷瑞说，史料是经过历代文人根据当时的政治与时代的需要撰写的。因此我们今天首要的任务是对这些史料进行重新认识。《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吴越说，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构筑的历史，一种是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所能看到的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但是文字记载的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历史，历史小说家要恢复历史的真实不仅要以信史为根据，也要通过常识做判断。小说家在书写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历史上的小人物，以及以民间生活与常人之见为基点的亚历史。 历史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首先发生在80年代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但其影响波及整个当代文学创作。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从80年代中期莫言的《红高粱》开始，一批“新历史主义”小说应运而生，像苏童的《一九三四年大逃亡》、《妻妾成群》，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等，这些作品明显地带着重构历史的印迹，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讽喻性，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以往叙述历史重大题材时闪烁着的庄重严肃的光环暗淡了，小说家转向对平民和卑琐的人生及共人性的发掘，并以又一代人的感知去推测、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历史。一方面，这种创作态势使历史小说的叙述视角更加开阔，扩大了创作主体对历史素材进行想象与艺术加工的范围，拓展了把握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历史观念的演变和影响做更加深入的分析。陈骏涛认为，新历史小说通过描写逝去时代的气氛来表现现代的感受，对历史和历史人物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小说对文坛的意义在于它们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人们看到中国的历史还可以这样写，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关注历史的视角，但是也为我们布下重重迷雾，在历史观上投下历史不可知论的阴影。评论家张志忠认为，尽管今天与历史存在着一定的对应性，但是历史小说创作应该在直观上跳出那种与现实的对应性，回到历史的起点。让人们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历史行进的真实踪迹，从而获得一种来自我们历史自身的启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