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作为一个“巨大的盆地”具有种种的“生态效应”，地大物博让它成了闻名中华的“天府之国”，盆地的闭塞又带来了它在文化交流上的诸多不便，造成了文明步伐的滞后。直到现代以前，四川地区作为“盆地”的闭塞效应固然存在，但并没有占据主导性意义。四川作为“天府之国”的生态意义似乎更为重要。但不久情况就发生变化了。 盆地的裸露 从鸦片战争开始，巴蜀地区的“盆地”景象日渐裸露出来。从这个时代起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必须自我调整，必须选择走工业化的新路，而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遥远的大洋彼岸的西方文化。巴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无法“自给”的，更不可能经由过去的有限的信息交流来接受大洋彼岸的陌生文化了。经济与文化都出现了一个需要重新“输入”的过程。当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这一切，而现实的变迁仍然如此的缓慢时，巴蜀的“天府”光辉自然就崩溃了，而种种闭塞的“盆地”景观就会日渐清晰地裸露出来，最终裸露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构成近现代巴蜀生态环境的最富有刺激性的一面。 两种文化的比照使得其中一种文化痼疾毕露、千疮百孔。这个时候，首先出现的很可能不是先进文化向落后文化的扩散、渗透，而是落后文化自身的溃乱和腐朽（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这个时候能否还保持执著的进取性，才是衡量民族生命力的标志）。中西文化在近现代的比照、碰撞是这样，巴蜀文化在这场大比照、大碰撞中的实际状态也是这样。 随着“盆地”的裸露，巴蜀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这么几个特点。 (1)军阀防区与军阀混战 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政治秩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震荡，固有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丧失。独霸一方，拥兵自重成了这个时代夺取权力和利益的几乎唯一的手段。这在有险可恃，自成一体的巴蜀盆地就特别的可能。各种的军事势力在民国初年扩充实力，结成集团，这就是“军阀”。四川军阀的“盆地”特色在于他们与西方列强关系浅淡，但自身却是派系众多，关系复杂，以“防区制”控制着这一地区。全川被划给各路军阀部队驻防，“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施，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无论省府或中央政府之法令，不得此部队长官许可，皆不得有效通行区内。”①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王国，部队长官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防区之内，为蓄养军队，军阀政府疯狂掠夺，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强迫农民弃粮种烟。“阿芙蓉与野草闲草相争艳”，军阀在四川一手炮制了蔚为大观的“鸦片文化”，“全省各县各乡，每个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距重庆约三英里的一个小村，居民仅百二十五家，而烟馆已设立二十二所。”②巴金的“第二个先生”轿夫老周就是一个烟鬼，何其芳的一位私塾先生曾因烟瘾发作而昏倒在讲堂上，艾芜的堂曾祖家，“除小孩子外，大人多半吸鸦片烟。堂曾祖母就是一个大瘾客，无论到那里做客，都要把吸鸦片烟的全盘用具带去。”③诗人康白情的父亲曾贩卖烟土，据说郭沫若的父亲也曾经营此行当，以至郭沫若对吸食鸦片的艺术也熟稔了起来，他曾绘声绘色地将之写入了自传。④巴蜀作家生活在“鸦片文化”的烟笼雾绕之中。在防区之间，各派军阀为扩大势力，抢占地盘，相互兼并挞伐，连年混战。据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33年的刘湘刘文辉大战，大小战斗400余起，平均每月就有战事二起。艾芜的大舅父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军阀混战中，吴虞的妻子、女作家曾兰在逃避战火中患病死去，万县城的一场军阀混战曾给何其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当时是莫明其妙地望着那些“兵士搬运生锈的大炮到河岸去，一会儿又看着他们搬运受伤的回来。”⑤年仅17岁的周文也是在军阀部队里目睹了一场酷烈的混战后，形成了对人、对生命的新认识。 无论是掠夺还是混战（两者通常又是不加区分的），其直接的后果都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土地荒芜、工业衰退、商业凋敝。30年代初，“全川农、商、工，近于失业之危险分子共二千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其已失业者，已约五百万人”⑥，被社会挤出来的这些人口如何生存呢？这便构成了现代巴蜀盆地的第二特征。 (2)流民四溢、袍哥遍地 四川，尤其是广大农村在清末就因人口过剩、耕地有限而出现了大量流民，民国以后的军阀统治再一次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来。越来越多的流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外乡与城市，本来就毫无法律约束的社会秩序显得更加混乱。流民也好，居民也罢，为了在这乱世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便组成了以武力为后盾的民间团体——哥老会（袍哥），四川袍哥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势力之大，是外省所不能比的。与一般的土匪不同，四川袍哥的最大特点是它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力量渗透到了包括官、兵、绅、商在内各种“体面”的阶层，甚至知识分子。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以公开半公开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事务而无需啸聚老林。求取袍哥组织的接纳和保护与投靠某个军阀同样重要，甚至也更实在，这形成了四川特有的浓厚的“袍哥文化”基础。四川现代作家大多数都在这样的“文化”中浸润过，吴虞的舅舅刘藜然、沙汀的舅舅郑慕周、岳父李丰庭都是袍哥的龙头大爷，在他们人生的艰难岁月中，都曾得到袍哥的庇护。康白情的父亲以晚清贡生之身操了袍哥，他那位后来成为诗人的儿子年仅9岁就入了哥老会，并最终成了一位十分活跃的袍哥首领（曾任“吉”字义安公社社长），阳翰笙将接触袍哥视作“人生启蒙时所读的几本大书”之一。他的一个堂房叔父也是袍哥，“他做的盐巴生意，一路顺风，无人敢动，动了也得还，不还，脱不了手。”⑦ (3)贫弱的现代教育 仅仅从一系列的数理统计来看，近现代四川教育似乎并不比省外更落后。⑧不过，“盆地”却有其特殊的现象。学堂虽多，却时常名不副实，“不肖学薰，恒藉办学为名，多方抑勒，假公济私，比比兼是，故学堂未沾利益，已先受其影响。”⑨有的学堂甚至“全无校具，教员则仍用旧日教法，学生亦全无秩序。”⑩李劼人的小学老师是一个喜欢当众捉虱子赏玩的鄙俗之辈。(11)郭沫若上过这样的中学：“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12)成都的中学“卖文凭的风气成了公然的秘密”，“学堂大门开，有钱就请进来”。(13)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学务更是一蹶不振，一帮腐儒在四川教育界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直到“五四”，“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还是孤掌难鸣，甚至遭到众人的驱逐。贫弱的现代教育带来了巴蜀地区现代文化水准的低下，现代文化生活的缺乏，又迫使一些有志青年出川而去，而当这些有志之士返观自己的故乡时，人生就出现了全新的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