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十年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引起中国文坛的普遍关注和瞩目，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波及到海外，在这种情状下，召集陕西小说作家、评论家共同来一次总结，探讨陕西长篇小说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性的进展，陕西小说作家创作活动的群体性优势和个体性特质；更重要的是分析制约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普遍性问题，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现状中的倾向性问题和值得研究的个别性的问题，制约陕西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质量提高的根本性问题，目的说来十分明确也十分单纯，就是想在现今长篇小说创作活跃的现状下，使作家们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估价自己，既充满信心又不盲目自大，既能发挥自己素有的艺术优势又能找到新的艺术创造的突破口，以期陕西长篇小说的创作能出现一个全面突破全面提高的局面，以期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作家的艺术思考有一点启发，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天地里鼓起开辟新的领域的勇气和进入一种沉静的创作心态，以期陕西长篇小说在较大数量的基础上能产生出大作品或者说精品，应该说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一、十年回顾 回顾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历程，便不能不从1985年8月在陕北延安和榆林两地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 如果说获得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为陕西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帜的话，到1985年的陕西小说创作已经引起当代中国文坛的普遍关注。这七年里，陕西中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七篇短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大奖，尤其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中国文坛和普通读者当中引起的强烈冲击和广泛呼应，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难以泯灭。 然而，到了1985年，陕西尚未有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两次茅盾文学奖评选，陕西作协没有办法推荐一部参评作品。当时的陕西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对陕西作家的创作态势作了宏观的把握，主要结论有三点。 1、陕西中青年作家新时期以来在短篇和中篇的创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地域性特征的群体和较为显明的艺术个性，与全国的短篇中篇小说创作发展保持同步，而长篇小说创作比之全国已经呈现的潮头晚了一步或者说慢了半拍。 2、已经初具队列的陕西作家群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按最严格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作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实践，他们的艺术能力已经成熟或者说趋于成熟；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工厂、学校等社会的最基层，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的历史过程中的全部有幸和不幸，有着既独特又丰富的人生历程和深切的生活体验，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开拓也逐渐深化；基于以上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基本估计和判断，认为这个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具备向长篇小说领域突进的条件，应该不失时机地鼓舞他们进入长篇创造的自信和勇气；于是作协党组和主席团作出决定，于当年8月召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促进会”这个名称很明确地界定着当时的创作态势和这个会议发起者清晰的思路和用心。 至于这个会议的具体过程已经不需赘述。会后两年，路遥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贾平凹出版了《浮躁》。前者后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者荣获美孚石油公司所设的“飞马”奖，陕西作家群终于有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批长篇小说，而且一开始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品位。随后就有了任士增的《不平静的河流》、王晓新的《地火》、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莫伸的《山路弯弯》、赵熙的《女儿河》、京夫的《文化层》、王宝成的《饥荒与爱情》、王蓬的《水葬》、李康美《情恨》、沙石的《倾斜的黄土地》、李春光的《黑森林，红森林》、李凤杰的《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临青的《解放济南》等等，开始呈现出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潮头。应该说，这主要是作家创作的自然发展，不能完全归于一次“促进会”的功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时作家协会负责人对陕西文学创作态势的把握和对这一茬中青年作家创造能力的判断是准确的。“促进会”恰当其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促进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局面的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作协主要负责人胡采和李若冰同志是富于事业心和富于文学的眼光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任何一位对发展陕西文学作出卓越贡献付出了心力的人，他们是无私的。那次“促进会”的具体执行人路遥已经早逝，我们在此表示对他的真诚的怀念之情。 1987年和1988年，省作协连着两次召开长篇小说研讨会，对上述先后出现的长篇小说展开讨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这批作品达到了怎样的深度与高度，存在着什么样的缺憾，对创作者和旁听者都具有深刻的启示。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更趋活跃，每年都有较大数量的作品出版，直到1993年，陕西先后有京夫高建群鄙人贾平凹程海五位作家的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了这个群体创作大释放状态。这种大释放状态表现在1993和1994一直到今年，每年实际都有十部以上的长篇小说出版，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青年作家文兰和李康美也完成了他们的长篇小说，赵熙同志已经完成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已经逝去的邹志安生前死后完成和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杨岩出版了《西府游击队》、陕北青年农民严永东和退休纺织女工孙君仙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他们的长篇小说《一个偷儿的命运》和《白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陕西作家群的大释放状态将持续发展，长篇小说创作真正开始了一个百花齐放群星璀灿的喜人局面。 二、基本估计 面对以上粗略而不完全的回顾，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之感到欣慰和骄傲，甚至可以坚持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有足够的资本以一种并不急迫的步态在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学长廊中漫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似乎也不会落后。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心态，即急于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跨出更大的步子，创造出更令人瞩目的新的辉煌，甚至在急迫地期待着又一次轰动。这种心态无可指责，我们需要再度辉煌，也必须再现更大的辉煌。我有时候也迫不急待盼望这一天早日驾临。我没有怀疑过，对于一个颇具实力久经鏖战的文学群体来说，实现更宏伟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渺茫的事。然而，我的心情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自信那么轻松，我并不是轻视我们这个群体的创造能力，只是基于一些看来十分简单的想法。多年来，在审视和考察了兄弟省份的长篇创作态势之后，特别是在筹备这次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创作会议的日子里，一种开始并不十分明晰尔后又久久盘绕心头的思绪提醒和敦促我，面对已经初露端倪的速胜心理、浮躁情绪、盲目奋进心态，我们非常有必要坐下来或坐在一起，心平气和认认真真探幽入微地总结一下在长篇创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收获得失。这里面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回味和珍视的东西。我们具有这方面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