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新诗史研究中，从未把3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来的一批诗人——“密云期”新诗人作为中国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加以重视和研究。有关文学史著作只是把几位重要诗人视为现实主义诗人，而略作孤立的概述。但当我们从群体研究的角度，对“密云期”新诗人的创作成就作具体的分析和整体的考察后，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新诗现实主义发展史中有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革命诗歌自出现于中国诗坛之后，一直生机勃勃，风风火火，积极进取；它对诗坛的种种现象，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影响和扰乱它的平静；它仿佛是活泼的精灵，有着极大的能量左右诗坛的风云。普罗诗派与中国诗歌会前后相应，使革命诗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声威大振，气势颇壮。它以阳刚之气——时代的强音、高昂的旋律、粗砺的形式，一扫诗坛的靡靡之音。同时，与此相伴而生的“非诗化”倾向的蔓延，又使革命诗歌的时空及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在诗坛另执一端的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则漠视诗歌的外部条件，坚持在“纯诗化”的道路上滑行。在这两种对峙的诗坛格局中，潜伏着新诗发展的危机。而“密云期”新诗人的出现，正标志着这种危机的某种转化与消解。 胡风在1938年说：“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暴风雨，但在它底到来之前，却是经过了一段阴暗的时期的。”①他把这一时期（1935-1938年前后）称作“密云期”，他把这一时期所写的包括评论田间、艾青诗歌创作的文章汇编为《密云期风习小记》。他认为，在“密云期”，我们的新诗虽然“走着曲折而又艰难的道路”，但都“依然在发展，在成长”②，其显明的标志就是一群在政治思想上追求进步但并不激进、怀着一颗真诚的诗心而并不浮躁的年轻诗人，登上了诗坛。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探索着新诗的道路，矫正着诗坛的种种弊端；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感受出发，在现实主义这个广阔天地里开辟着新的境界。这群年轻诗人与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相互有一些交叉和联系。他们虽不属于同一个诗派，但都服膺现实主义。自新诗诞生之日起，现实主义就一直活跃于诗坛，但现实主义新诗真正引起诗坛普遍集中的关注，似乎还是从“密云期”新诗人开始的。他们一登上诗坛，就以别开生面的诗歌创作为现实主义运动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对此，左翼作家和进步诗人如茅盾、胡风、老舍、闻一多、朱自清、李长之、穆木天等都纷纷撰文评介，热情支持与鼓励。在此之前及其同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人，似未引起过这样大的反响。他们与中国诗歌会几乎同时并存于中国诗坛，中国诗歌会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流派，影响似乎比他们更大，但以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论，他们确乎又在中国诗歌会之上。可以说，“密云期”新诗人在诗坛点起了比中国诗歌会更明亮更热情的诗的火把，写下了当时中国最清新、最迷人与最有力的诗篇。 在30年代中后期崭露头角的臧克家、田间、艾青如同三叶草，被人们看成“密云期”出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他们的诗歌创作，标志着一种不同于力主格律的新月诗派，也不同于正值炽盛的现代诗派和中国诗歌会的诗歌形态与诗歌价值取向；他们的诗歌创作，划出了现实主义新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臧克家——“嚼着苦汁营生”的诗人 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于1933年出版后，立刻引起文坛的注目。茅盾甚至说“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③。臧克家的出现，确实为当时的诗坛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人们首先注意到并曾引起争论的，是臧克家在他的诗中为苦闷、彷徨中的中国青年提供了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以及中国诗歌会诗人都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诗人自称的“坚忍主义”。什么是“坚忍主义”？他的诗是最好的注脚：“我嚼着苦汁营生，／象一条吃巴豆的虫，／把个心提在半空。”（《烙印》）“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周边，／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生活》）正因为现实中充满了苦难，灾难与命运联系那么紧密，所以诗人必须严正地面对现实，“从棘针尖上去认识人生”；带着倔强的精神，沉着而有锋棱地去迎接磨难：它“是你的对手，运尽气力去和它苦斗”，“苦死了也不抱怨”；尽管“不知道要去的地方”，也不敢确信自己“还有力量”，却坚信“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诗人认为，在人生的搏击中，只有“为了生活的挣扎”，“留在你身上的沉痛”才是真实的。这种“坚忍主义”就是闻一多极端重视和肯定的“极顶真的生活意义”，“咬紧牙关和磨难苦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磨出来的力”④。这种“坚忍主义”显示了臧克家在精神上与中国农民的深刻联系，由此形成了臧克家“不肯粉饰现实，也不肯逃避现实”⑤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即如蒲风所说的，臧克家“虽采用新月派的形式，却没有象陈梦家、朱湘等那么着重格律，尤其是内容方面，他更出了新月派的轨。没有恋爱，没有花，没有月，簇新的姿态出现在诗坛”⑥。茅盾在评论《烙印》时也说：“没有一首诗描写女人的‘酥胸玉腿’，甚至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⑦臧克家出自新月派营垒，却又背离了新月派的轨道，是因为他觉识到，“作为一个诗人而活在眼前的中国，纵不能用锐敏的眼指示着未来，也应当把眼前的惨状反映在你的诗里”⑧。因此，当新月派、现代派诗人唱着“对于天的怀乡病”时，臧克家却眼光向下，注视着苦难的中国大地和挣扎在死亡与饥饿线上的底层人民。他以写实的笔触，反映了国统区黑暗的现实，写出了农村生活的真味，写出了他最倾心的“泥土之歌”。他写《难民》、《炭鬼》、《神女》、《贩鱼郎》、《洋车夫》、《歇午工》，既写他们生活的不幸，精神上的苦恼，也写他们内在的力量，即使是对未来的期望，也是寄托在这些“炭鬼”身上的：“别看现在他们比猪还蠢，／有那一天，心上迸出个突然的勇敢，／捣碎这黑暗的囚牢，／头顶落下一个光天。”（《炭鬼》）这期望诚然空洞，但它出自“自由主义者的诗人群”中的一员，是仍然能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时代中心的转移，时代发展的趋向的。闻一多说得好，臧克家的诗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和精神面貌，是结合着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人生经验和态度的，如果没有这种经验和态度，“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象是一种‘热气’，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⑨。臧克家正是靠了“嚼着苦汁营生”的生活基础和人生体验，才使他的诗避免了一些空作激情的表面的“热气”、外在的“姿势”和虚假的“表演”，中国新诗从此开始，“才有了有血有肉以农村为题材的诗”⑩，也正是这样，他的诗才有着“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