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又不能不陷入回忆和沉思中去了。 像我这样年逾古稀的人，对1937-1945年那八年抗战的历史是镌烙于心怎样也不会忘记的。 抗战刚爆发时，日寇对南京的狂轰滥炸使我惊心动魄，然后是唱着《松花江上》颠沛流离，开始了逃难的生活，从南京去安徽，在安庆坐船经九江、到达武汉三镇。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在“中国不会亡”的歌声中，见到过抗战高潮中的大武汉，看到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电影，看到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当时，天上有日寇飞机常来空袭，街上有苏联援华航空员穿着皮夹克，衣背上有“国际友人，来华助战，凡我军民，一体保护”的字样。他们常与中国航空员一同在天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空战。再后，我随家离开武汉到达广州。到广州，依然是遭到日寇的大轰炸。在粤汉铁路上，日机对火车的轮番轰炸，险些使我丧失生命。一次在坪石站的轰炸中，火车被毁，我周围全是炸弹坑和鲜血淋漓的尸体。广州在日机滥炸中，街上每天都能看到游行的抗日军民用粤语高唱着“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的歌曲，民心是激昂沸腾的。以后，我随家到了香港又到达上海，住在租界上。这时的上海，早已成了孤岛。租界之外，就是日寇和汉奸的天下。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与我的同龄好友们被日本侵略者激发起来的爱国心特别强烈。我们自发地用油印机冒险印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传单，将传单携带到繁华的南京路上和“大世界”里抛撒。目睹敌伪特工总部76号在沪西“歹土”上杀人、绑票、开赌场、推销红丸白面，我热血澎湃。我与同学好友去吊唁遭敌伪暗杀的爱国报人，到胶州路慰问八百壮士孤军营，向孤军献花致敬。1941年12月8日，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次日，日本一支海军陆战队高奏军乐用海军太阳旗开道，在南京路上举行侵入租界的入城式。那时我进的是东吴大学附中，就在那个上午，我在兹淑大楼四楼的教室里凭窗俯瞰南京路，看见日寇就在下边庆祝胜利，这时我想起了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泪水湿了我的两颊，真恨不得有一个炸弹能扔到敌人队伍中去与他们同归于尽。而次年一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仍在南京路上，我又碰巧遇见日本海军押解了一大批在威克岛俘获的美军俘虏在游街展示战绩。出于抗日，我对美俘受到非人的待遇有着深切的同情。终于，1942年我决定独自逃离孤岛，离开沦陷区去大后方。我从上海出发，经过被日寇大屠杀弄得满目疮痍的南京城，经过满耳呻吟之声的芜湖与合肥，偷渡敌人封锁线，闯过“三不管”地区，从合肥步行，经过六安、正阳关、颖上、阜阳、界首到洛阳。那年，中原大地天灾人祸，日寇的兵燹与“水、旱、蝗、汤（恩伯）”为害，沿途赤地千里，哀鸿与白骨遍野，几个馍可以换一个闺女！离开那一带，如同离开人间地狱。我骑马过潼关，暑天遇到大雷雨，浑身湿透，冻得青紫，手脚俱僵，下马后，是同行的一个名叫夏家连的旅伴用高粱酒替我将身子擦热才救了我的命，这我才懂得即使是夏天也能冻死人的道理。那夜，住宿在黄河边一个小镇，断垣残壁，席地而卧，房屋都没有屋顶。半夜，黄河对岸突然飞来大批炮弹，这是风陵渡日军的炮击，我险险被炮弹击毙。这以后，我由西安经宝鸡，过秦岭，越剑阁，抵成都，到重庆，终于到了大后方，但日寇飞机的轰炸始终像幽灵跟着我。再以后，我在四川的一个小城江津上完高中，考进了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但经济上过的是十分艰苦贫穷的生活，政治上是十分压抑沉重的环境。正是由于自小就深刻认识到日寇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更由于抗日战争烈火的冶炼，雪耻救国、振兴中华之心更坚，而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由于结识了地下党员，受了他们的影响，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我反感；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特务统治，我也反感。我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那边。好不容易苦熬到抗战胜利，胜利消息传来时，彻夜狂欢，举起火把含着激动的泪花自发上街游行，与群众一同游行既喜又悲的情景，迄今想来，犹在眼前。但，那时是一种“惨胜”，国统区百业凋蔽，民不聊生，国民党变成了道地的法西斯，接收成了劫收，惩治汉奸不力，国民党一心想打内战。抗日战争胜利了，和平却不存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未来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成了我思索得最多的问题，而我也坚定选择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我在今天写这篇文章时，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潮起伏，感慨无穷。但一晃，这都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二）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的积弱，由于国民党丧权辱国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我从小就深刻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小学时，老师每每指着一张中国地图告诉我们：“中国的版图像一片桑叶，日本帝国主义像一条蚕正在噬食我们。东三省被啮，华北也将被啮……”我看到过一张漫画：一个日本人挥鞭骑在亡国后的朝鲜人身上，把他当作坐骑。老师告诉我们：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上教育小学生：支那地大物博，应当去占领支那的土地和物产。那时，“国耻日”多极了！尤其到了五月，“五三”、“五四”、“五七”、“五九”……直到“五卅”，学校里都下半旗。1931年“九·一八”，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1932年“一·二八”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曾使我非常兴奋，只可惜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上海抗战是失败的。到了1937年，“七·七”到“八·一三”抗战爆发，我是无比高兴、无比投入的。虽然，八年抗战中，我丧失过亲人，吃过千辛万苦，经历过风霜雷电，但抗战胜利时，想到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近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曾发动过一系列大规模侵华战争，而中国唯一取得胜利的只有这次八年的抗战，其他战争则中国无一不败。抚平自己身受的创伤，我对抗日战争有着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喜悦心。 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忘掉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密切有关的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的！ 初进大学不久，1944年，我写了第一篇以抗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天下樱花一样红》，那是听来的一个故事，写的是鹿地亘领导下的日本反战同盟一个战士的故事，它先发表于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后来又重新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上。我写的主旨是：中日人民应当一同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写得也许稚嫩，却是我在抗战文学上的启蒙之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就由四川回到下江——上海至南京一带。我当时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带着对敌伪的强烈仇恨心，用记者身分采访了南京大屠杀，采访了审判日本战犯酒井隆、矶谷廉介、谷寿夫等，审判汉奸周佛海、丁默村等，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特写报道和文章，谴责敌人的兽行，谴责汉奸的无耻卖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审奸上的姑息包庇。日寇在1937年12月的大屠杀是使我灵魂震惊的。当时，我不仅参加了旁听审判与对浩劫中死里逃生幸存者的采访，看到了许多日寇自己当时拍摄的奸淫烧杀中国人的照片，又去中华门外及其他一些地方察看发掘被日寇集体屠杀或掩埋的大批中国人的尸骨。那些刀砍弹穿的颅骨，那些成堆活埋的尸骨，给我留下永难消失的仇恨与恐怖。那是血色的记忆，永难消逝的血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