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的分离。但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第一、在当时“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诗作的语言徘徊在诗与散文之间，形成散文与诗歌语言的交融；第二、由于缺乏“白话诗”的借鉴，作者对诗歌的形式因素知之甚少，多数作品的分行实属不必要，只是徒具诗歌表面的形式，而未摆脱散文语言的束缚。所以，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许多白话诗，实为“诗的散文”的雏型。 “诗的散文”指那些具有诗的内核（“情绪”与“想象”），篇幅较长（比之于诗歌），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文章。1922年1月，郑振铎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诗散文”创作后，指出：“有一种论文或叙述文，偶然带了些诗意，我们就称它做‘诗的散文’。”①1932年，冰心在她的《全集·自序》中也说：“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着说一说《繁星》、《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后来，她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里，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如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可见，郑振铎与冰心的看法是一致的，“诗的散文”即指那些富有诗意的、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散文。 但是，“诗的散文”长期被人们称为“散文诗”。其实，二者是有些微区别的。虽然，二者都需要“诗核”，但“散文诗”的中心词是“诗”，一般要求有韵律，语言更精炼，形式更短小，主观抒情性更强。而“诗的散文”的中心词是“散文”，它不要求押韵，比之于“散文诗”，篇幅更长，其内容可描述为繁杂的事物和心理。也许，有人认为“诗与散文的分别在精神而不在有韵与否的形式。”这种看法，表面上是拓宽诗的自由度，实际上因宽泛而降低了诗的品格，甚至取消了诗。美国康纳尔大学M’H’阿伯拉姆教授对“散文诗”的解释是：“散文诗是用一连串没有行间间断写成的作品。它们简洁紧凑，韵律明显，读起来响亮动听。”②仍然强调“韵律”。其实，“韵律”就是情感表达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语言的音乐性。所以，明确“散文诗”的韵律，是对“散文诗”审美特征的维护。 那么，是否“诗的散文”比“散文诗”低劣而属“下品”呢？否！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里指出：“写散文吧——我还没有下决心，在我看来散文要比诗还难，它需要特别敏锐的眼力，需要有洞察力，要能看到和发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还需要有某种文字上的异常严密而有力的词句，但是我终于开始尝试写散文了，可是当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写普通的散文时，我就选定了‘有韵律的散文’。”③这“有韵律的散文”就是“散文诗”。可见“诗的散文”写作的难度大于普通散文，更大于散文诗。也就是说，“诗的散文”的审美品格并不低于“散文诗”，故把带诗意的非韵的“诗的散文”说成“散文诗”，是大可不必的。 “诗的散文”最早的译介者和开拓者是刘半农。1918年，他将两年前(1916)在美国《Vinity Fair》月刊上看到的印度歌者Sripa RamaHbNsa的《我行雪中》（为歌者拉坦·德维——Raten Devi——所唱）翻译出来，在《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发表，并在“导言”中说明翻译之经过：“尝以诗赋歌词各体试译，均苦为格调所限，不能竟事。今略师前人译经笔法写成之，取其曲折微妙处，易于直达。”《我行雪中》描写了一位歌者过曼赫旦，入一室后，在猎伯兰画前的幻觉，表达了对“诸原本物，悉归真纯”，“一切事物，悉归天然”，“是美亦是爱”的渺渺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有浓厚的如佛思想。《我行雪中》“结撰精密”，是我国译介的第一篇“诗的散文”。 不久，刘半农又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Sir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恶邮差》和《著作资格》两篇“无韵诗”（“诗的散文”），刊于《新青年》5卷2号（1918年8月）。《恶邮差》叙述了一个小孩眼见母亲“不快乐”，便以为是邮差将他父亲的信“留去自己看了”，为了安慰母亲，表示自己给母亲写一封“和父亲一样好”的信，表现了一颗真纯的童心。《著作资格》也从儿童心理写一位小孩希望母亲能理解他的写字、画画、折纸船。因为这如同他父亲的写作一样，具有“著作资格”！接着，他又在《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发表了《译诗十九首》，其中泰戈尔的《海滨》（五则）、《同情》（二则）；印度女诗人乃朵(Sarojini Naidu,1879-1949)的《村歌》（二则）、《海德辣跋市》（五则）、《倚楼》（三则）；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的《狗》、《访员》。这些“诗的散文”，有的写孩子们汇集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与海的嬉戏、玩耍（《海滨》）；有的写孩子对挨饿的小狗和被锁的绿鹦鹉的深深同情（《同情》）；有的写一位少年，远远地去端瓮水，在回家的路上，忽听舟子之歌而迟疑不走。不料天黑了，狂风大雨，他想起家里弟弟和母亲对他的思念，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发出“Rám re Rām！我其死乎”的慨叹，表现了印度一些农村饮水的艰难（《村歌》）；有的写市场商品之繁富（《海德辣跋市》）；有的写对所爱者的尽心奉献（《倚楼》）；有的写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恐慌”（《狗》）……，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这些作品里若隐若现，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