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文学的一种描述：正、反、逃 金：当代文学的危机已经叫喊很多年了，但是究竟有没有危机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搞清楚。说有危机，那么如何看待这些年文学的某些显然的进步？说没有危机，又怎么看待眼下文学日甚一日的失落和尴尬？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也许应该多多拉开距离，仔细观察一下当代文学的来龙去脉，以及所面临的背景，以便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找到症结何在，出路何在。 当代文学似乎经历了一个“正、反、逃”的三部曲，种种现象我们平时在一起已经聊得很多了，我想可以更加清晰地归纳和梳理一下。 正即正统，那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的文学，或者依我一位朋友的说法是“庙堂文学”吧；反即反思、逆反、反抗、反叛，也许可以叫“在野文学”，“抗衡文学”，当代文学的“反”，是从《班主任》，从伤痕文学开始的；“逃”即逃亡，逃离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形态中心，逃离“庙堂文学”与“在野文学”的二律背反的焦点，当代的“文学逃亡”我想王蒙是始作俑者，他开“形式主义革命”之先河，以一种滑开的，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方式成功地启发了一次胜利大逃亡的宏大文学运动。这一“文学逃亡”我以为无论就目的论还是方法论讲，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意义都十分巨大，逃亡就是消解，消解唯政治功利，唯意识形态的僵化模式，为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健康化、广阔性和丰富性扫清了道路。 陈：这个问题可以和“重写文学史”扯在一起，正、反、逃三部曲这种说法是适用一般性地描述人的精神发生，同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当代文学是一贯重视政治功利，重意识形态的正统文学，有其历史必然性，这是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使然，它使中国文学长期自愿放弃对自身的关注，而把自己统一在“文以载道”的对某种绝对精神的追求中。文革之后的所谓“新时期文学”，是被提到思想解放运动的高度来认同的，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一个“反”字来概括。反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哭泣、漫骂、嘲讽、把身子背转开去等等，例如我们讲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是一种诉苦诉泪、令人心碎的倾诉，然后是控诉与思讨。这些都不出“反”的形态，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新时期文学”对所谓“人学”的关注，至多是表达在变幻莫测，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历史潮流的淹没中想到自己的存在。而被意识形态中心论长期遮蔽的个人本位文学，生存为本位的文学并没有得到彰显。这在文革后复出的一批“复活的作家群”中得到充分表现。这批作家最典型的情结就是“平反”情结，这就基本上为“反”的形态定了性。喧哗一时的“知青文学”以英雄史诗般的神话色彩主要还是打上了一个部落、一个集体的印记，其诗性宣泄最典型的情结就是“祭献”情结，以悲惨或悲壮的青春岁月表达了反的内涵。“逃”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作家，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说清的界线，当厌倦了平反要求、厌倦了自我证明，一种无所谓的新情感就产生了，开始有了逃跑的欲望，想想《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就很清楚，这在“复活的作家群”之后，新生代作家中就很明显。当然，这种欲逃不逃的姿态不过是一种想被挽留的表达，和以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等“先锋派”的逃不是一回事，先锋派的逃有一个很自觉的共同追求：规避上述正与反的纠缠，他们各自演绎的故事侧重于文本、风格、叙述模式的追求、重在形式上的革命，例如通过语言圈套、纯粹的幻想、变形、随意并置等等，成功地甩掉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模式。 温：这个话题很有意义，也有必要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一次全新的扫描，就算是换一个新的审视角度吧，观察者所处的时空条件不同，所观察对象的形体、性质相应会有变化。我们当下的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文学界的状态如何，文学将何去何从或者说作家们对于文学的作用，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都应该有个说法。从76年到现在，又一个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将这段时间当作特殊的阶段来度量，找一找其中的共性和异质，至少对于批评个体来说，应该是一次有趣的旅行吧。用“正、反、逃”三字来概括新十七年文学的精神特征，我以为是胆大之举。看起来有些粗率，仔细思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我不能不承受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和击中要害的力量。文学现象当然是十分复杂、丰富的，不可能用一两个字眼便穷尽其源，画尽其形。但是文学批评只能借助理论的概念来进行，其实就是概念批评，话语批评，由概念而至现象本身那是批评行为过程中带来的，是批评的根本走向期望达到的目的。 陈：中国当代文学当下的混乱、无标准，令人困惑的状况正是正、反、逃三者的相对运动造成的，三者的关系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正与反是底边的两个端点，两者的张力是以对方互为前提而存在的，在性质上同在一个层面或系统，逃是这个三角形的顶点，上下左右位移就是逃的轨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文学逃亡究竟能逃得多远？ 金：正和反是在一个系统内的，“在野文学”其实也就是“庙堂文学”，关心焦点是一个，方向正好相反就是，我把它们叫做“社会本位文学”，立足点在整体的社会上，或者叫做“白毛女模式”，《白毛女》是正与反的结合，“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是反，是缺德；“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是正，是歌德，指向唯在“社会”二字上。当然，“反”不一定都有这样激烈的性质。 温：以“反”形态出现的文学是新十七年文学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页，它掀起的激情狂潮，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渐远渐去的辉煌的景观。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前期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包括新写实小说都可以看作是这一类。另外，报告文学是“反”类的重要的方面军，它显然常常以“在野”的声音，针砭时弊，揭露黑幕，纵论国事。“反”是根源于作家对中心权力话语的厌倦心理和反抗意识，而且这个时代已越来越充分地呈现出商品经济话语时代的特征，普通人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标准，价值向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作家不可能无视生活的观感和远离时代特征对其心灵的冲击，因此，“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在80年代必然要遭遇的结果，是时代潮流。“反”形态的文学改变了长期以来文学被文化控制系统任意驱使和涂抹的厄运，回到了自身应属的文化调节系统。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幸。“反”对作家群体的影响之巨是难以估算的，先是通过政治意识上的反叛，进而发展到文学观念上的反判以至生存姿态上的反叛，作家获得了一次大解放。新十七年的文学发展，“反”是个极其关键的枢纽，但是，80年代初期“反”的文学所具有激情和认真，到了80年代后期都荡然无存了，“反”仅仅作为操作指令，操纵作家去反一切可以被反的地方：意义、价值、信仰、秩序以及语言规范、叙述模式……“反”不再是写作者的需要，而是写作行为的需要，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反到极端是恐惧”，对于另一部分作家来说，“反到极端是无聊”，便不约而同选择“逃”之一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