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分为现代和当代两部分，这两部分既相连属，又各自成单元。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的历史，但文学的份量却不轻。在其间，产生了那么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象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样的文学大师，像叶圣陶、冰心、老舍、曹禺、丁玲、沈从文、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冯至、艾青、卞之琳、戴望舒、洪深、张天翼、张爱玲、艾芜、沙汀、李劼人、钱钟书、孙犁、赵树理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在世界文坛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作为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开始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第一代作家，他们的建树是巨大的，他们的文学精品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后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文学历史，时间长度并不比现代短，但它到底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多少杰作呢？发展中的新时期文学，成就的确不小，但我认为它还没有从总体上超越现代文学的历史高度。因此，我认为现代30年间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中国现代文学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是社会现实的需求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二是西方文学的大量引进为现代文学的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养分；三是现代作家融贯中西的文化素养为现代文学的艺术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四是现代作家的危机意识为现代文学的繁荣与勃兴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这些多种因素的合力，造就了现代文学辉煌的历史。 我在这里想着重谈一谈现代作家的危机意识。这尽管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我仍然带着浓厚的兴趣来探讨它，因为它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实在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中国近代以前，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一直较为淡薄。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危机意识淡薄的原因，除了封建时代的纲常伦理，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日用”之学外，另一重则是和谐文化，它体现于文化心理的知、情、意等子结构中，其认知方法为实用理性，情感态度为乐感文化，行为模式为中庸之道，而其最高理想境界为天人合一。如果说纲常伦理仅是外在的人际规范，那么和谐文化则已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规范，它几乎为儒道玄佛诸家所共有。所有这些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凝重的“内向心态”，和万劫依在的“惰性”。正是这些文化心理因素的长久积淀，阻滞着民族活力的喷发，使我们的民族每前进一步，都显得步履维艰，负荷过重。五四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自我认识的增强，中国知识分子一反“中庸自足”、“安贫乐道”、“随遇而安”、“因循守旧”、“居安而不思危”、“逆来顺受”等传统文化心理，滋生起深沉而又紧迫的危机意识。 这种危机意识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民族生存危机意识。近代以来，外国列强的入侵以及中国在列强面前的无能，给予民族心理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生存危机感。五四以后，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特别是抗战以后，浓重的战争阴影的笼罩，民族生存危机更加深重。外部侵略的加剧，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帝抗暴的民族自卫意识和民族自尊的心理防御机制；屡遭耻辱的现实与中国文化耻感传统相结合，唤起了他们救亡图存的民族复仇意识。五四以后，由知识分子掀起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旋律，这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民族生存危机意识的强烈表现。 二是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中国近现代文化变革的历史表明，每一次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和反侵略战争的惨败，都极其强烈地刺激着无数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由此决定着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主要文化取向，并促进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发现。强化着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深度和广度。近现代反帝救国的核心命题，既推动着近现代文化变革的不断前进，又制约着它的发展方向。例如较早觉醒的一代五四知识分子，为了改造这个千年古国陈旧了的文化体系，使中华民族摆脱精神的束缚，恢复活泼的青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他们反传统的思想，其实正是依据传统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出现的，并为了从根本上挽救传统，使之适合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是按照民族生存发展的主体需求对外来文化进行取舍和选择的。外国文学的传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自己历史作用的。当中国单一的文学传统同世界现代文学发生隔阂并显示出危机之时，外国文学作为一种思想中介，沟通了中国文学传统和世界现代文学的直接交流，大大加速了中国文学传统内部的分裂，并通过实践的调整，加速了中国现代新的文学形态的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文化与文学问题和民族命运如此紧密、深刻地联系起来，使现代文化与文学变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三是指在现实危机面前，知识分子反顾自身所产生的个人命运危机感。它不只是个人囿于自身命运所产生的个体危机意识，而是包含着对民族生存价值的深刻反省，包含着对民族命运、前途的艰难选择。它不是西方现代主义者所体会的那种自我丧失、自我分裂、自我异化的精神危机，而是把个人的生存处境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焊到一块的危机。这种危机感不是导向西方现代主义者流行的神秘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作为这些思想的自然结果的消极遁世、离群索居，而是导向对民族苦难的社会与历史根源的紧张思考和挽救这种危机的具体的现实的努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危机感总是很快上升到民族的危机感，一种感时忧国的焦灼感。他们始终把民族的危机和落后看作是世界文明进程中一个触目惊心的特例，而不得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