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学者散文，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但约定俗成确有它的特定内涵和品位，乃是指学者写的具有较高学养和品位的并对社会持有文明批评的抒情小品、文化小品、书斋小品和随笔等文。在港台一般称之为知性散文。其涵盖面虽宽广，但面目和主体性格却非常清晰。二十年代的“语丝体”散文，抗日战争时期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和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等艺术论文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学者散文的杰出代表，他们任意而谈，不看他人脸色，不为任何人摆布，讲私话，发私论，形成中国学者散文的诚实的传统。 香港的学者散文的发展和大陆散文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梁实秋从大陆到了台湾，他的以《雅舍小品》为代表的学者散文大量在港台发行，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对香港学者散文中有成就的有特色的作家如余光中、董桥、梁锡华等进行考察，他们的创作习惯、风格和品位，是地道的中国式，都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学者散文的一脉香火的延续。香港学者散文当之无愧是中国现当代散文的重要的收获之一。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香港学者散文的兴盛和发展，又同它所处的特殊环境紧密相关。从宏观上看，香港是个自由港口，国家意识、党派意识和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文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对时政对社会进行近距离的文明批评，同时行政干预也较少，不必急功近利地受到政治的同化，导致学者的心态相对宽松。而且香港的报刊多，发表的园地多，更为学者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基地。倘若再从局部的具体的小环境看，如有影响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散文家群所活动的空间更为特殊，香港中文大学的美丽无比的八仙岭、吐露港时时滋养这批学者作家，同时香港中文大学长期以宏扬中国文化为根本，招募和汇集了一批具有中西文化学养的散文家，成为香港学者散文家的中坚，推动了香港学者散文的发展。所有这一切也从一个侧面对我们的中国散文发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也正是笔者为何注视和研究香港学者散文的缘由。 二 香港学者散文从作者面来考察，主要是由两部分学者构成。一部分是以大学的教师为骨干，即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岭南学院的教师。其中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散文作家群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代表人物就是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梁锡华，另有蔡思果、小思、黄维梁、黄国彬、陈耀南、梁秉钧、潘铭桑等。另一部分是以报人学者为主，其代表人物当推《明报》的总编董桥，其他成就显著的还有戴天等。从总体上考察，香港的学者散文亦依赖于报章。香港作为自由港，报刊林立，报章专栏、随感录式的时评应运而生。诚然，在六十年代以前尚未形成报纸专栏。至六十年代后，由专人执笔的专栏才渐渐发展壮大，经七十年代不断开拓终于蔚为大观，形成“裂土封疆”的今日局面。①“一框一专栏的大局愈来在报刊上愈固定，每专栏就成了某作者每天笔耕的私家地。”② 报刊专栏虽则孕育滋润了香港的学者散文，不过，这种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经营的专栏，毕竟很难形成气候。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著名的学者，散文家余光中、梁锡华、蔡思果先生等都先后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们纷纷出版了散文专集，形成了令人注目的香港中大学者散文家群。他们中既有领风骚的作家如余光中、梁锡华等，又有风格各异，同气相求、同声相和的同志作为羽翼，如蔡思果、黄国彬等。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积极为倡导散文发展，进行脚踏实地的教学、研究和示范创作的学者散文家小思女士、黄维梁。使得香港中文大学有一种特殊的学者散文氛围。考察香港中大的学者散文家群落的形成，有以下三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这些学者散文作家，都具有中西文化的涵养，既熟谙散文理论又能创作，且兼及小说、诗歌创作，既有学者风度又有作家创作的过硬本领。 （二）由于香港这个城市的身世暧昧，决定这批学者散文作家的情感特别丰厚和复杂，他们运用中文创作，思维习惯中国化，身上有着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情绪，但他们的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又和同代大陆的学者散文作家不同，其取材、立意乃至表达的方法非常个人化、情趣化。 （三）香港中大学者散文家群并不是特指某几个人，而是作为群落的一种象征和代表。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黄维梁先生编撰的中大学者散文选《叶露港春秋》，共辑录了二十位中大学者的散文，这是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散文家群的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因此，这个学者散文家群落色彩缤纷，风格纷陈。 相比之下，报人学者散文要个体化一些，散漫化一些。虽则报人学者写散文的较多，真正引人注目的却较少，但《明报》总编董桥却是一颗耀眼的新星，他的学者散文一花独放，显得非常灿烂和耀眼。 三 鸟瞰香港学者散文的核心问题，必须正确评价他们的功利观。 翻开本世纪的散文史，可以清晰看到，功利观一直在折磨着散文家。功利观的内涵是多重的：即在对待社会对待党派对待政治对待人生等问题上显示的目的和倾向。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发展时时围绕求功利和反功利而展开。当中国现代散文还在摇篮里，它就大喊大叫，显示它的功利性。梁启超大力鼓吹“文界革命”，积极创建他的散文“新民体”，也是为他们变“法”服务，在他看来，“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③。他想用“新民体”来载“法”传“法”。在五四运动中，当时倡导白话文的先生们，都气势汹汹大批特批“文以载道”，但他们推出的现代散文的第一批胎儿“随感录”，却有一种布道的庄严。虽则从二十年开始，“小品之王”周作人想用他的冲淡散文，淡化散文的功利，远离社会，疏远政治，种他的“自己园地”，而他事实上却非常懂政治非常了解社会，他是无可奈何地在乱世中以此来保存自己。懂政治却不能谈政治，关心社会却不得不远离社会，这种情感错位酿造了他的散文的独特的“涩”。之后，由于内乱和外患，大多数散文家都自觉地紧跟社会步伐，散文载道成了风尚。只有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战争炮火有些不大协调，应该说，它为中国学者散文开创了“反功利”之风气。到后来战火平息，中国大陆上，散文依然被功利纠缠着，图解政治概念，公式化模式化泛滥，直到“文革”时发展到了顶峰。正因为如此，大陆的读者阅读和研究香港学者散文，对香港学者散文何以如此专心致志地对身边的某件事津津乐道地就事论事而不理解。因此有必要对香港学者散文的远功利不重倾向创作态度作一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