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战时”）亦即台湾半个世纪殖民地历史的最后八年。在这八年里，留台的抗日新文学家们，面对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自觉地调整了文学创作路向。文学创作较少反映抗日救亡的直接现实性，较多探讨社会心理的暗流微波；文学创作淡化了表层的政治宣传功能，突出了自身应有的审美期待。由此，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创作虽不如战前那么繁富，然而却形成了新的风貌与审美特征，那就是：沉郁的时代气息，悲怆的艺术风格，驳杂的地区色彩。 一 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总是具有不同的时代气息的。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被侵略被凌辱的时期，其文学创作更是必然浸润着浓烈的时代气息的。战时，中国民族劫难空前，作为中国民族整体中一部分的台湾人民，更是倍受蹂躏。其时，台湾人民的抗日救亡呼声与强烈的民族抗争意识，像藏于地壳中的“阴河”里的流水，蠕动着，流淌着，带有较浓重的伤感情绪与悲剧意蕴。反映这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的文学作品，自然不能不涂上一层厚厚的沉郁的时代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三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 第一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写婆媳冲突。封建意识、封建观念，存留于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势与思维框架。时代虽然不断地流变，朝代虽然不断地更换，然而中国人依然一代一代背负着因袭的重担生存下来，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日本化”过程中，封建传统意识仍然留存于台湾中国人的脑海里，摧残人性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仍在不断的上演。这一生活现象也就一直为台湾抗日新文学家们所关注，且引入文学创作领域。战时，这类题材的作品，写被损害女性在凶悍的对立面淫威之下作出的反抗，显得十分凝重而哀伤。吕赫著的《月夜》是战时这类题材作品中颇有代表性的小说。写婆媳冲突，婆婆虐待媳妇，造成媳妇或被“休去”或悬梁自尽，以此表达反封建主题。这类主题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带有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性，其源头可上溯到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小说《月夜》题材虽旧，而意蕴却新，新就新在它散发出的浓烈的时代气息这一点上：严酷的“皇民化”过程中，台湾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他们的饮食男女，并没有被“同化”。不是吗？小说中的翠竹所受的伤害，主要是中国传统式的。她在第二任丈夫家里，受尽了小姑与婆婆的辱骂、毒打与饿饭的责罚。这是夫权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观念支配的家庭中，不少媳妇的共同遭遇。她逃回娘家，想要离婚，这分明是新女性的一种生活选择，然而这又与“我们不可能在祖宗的灵位上祀奉姑婆”的古训相左，而为娘家父母与亲戚们所不认可。这又分明是中国“五四”后一班新女性所难于冲破的罗网。最后，翠竹是欲生不能，欲死也不能。小说以她投河自尽被救结尾，意味深长，暗示出她尚未走完这苦难的人生旅程，类似于她这样的中国女性还将继续走下去。这就向读者展示道：在“皇民化”高压之下，台湾中国人、台湾中国女性，多半还是过的中国旧式传统生活，不幸的婚姻还是那样的把一个女性的一生引向毁灭。还可以说，间接地曲折地隐讳地表达了作家对战时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最大蔑视与反抗。当然，这种蔑视与反抗，同翠竹抗议姑姑与婆婆的侮辱一样，是凝重的哽噎的。 第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写母与子矛盾。任何社会现象得到的反馈信息，大凡皆有正负两面：附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特别是当一个民族处于被奴役地位时，有作顺民的，有为虎作伥的，有宁死不屈而保持民族气节的。这大概是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战时，日本占领者强迫台湾中国人的家庭“日本化”，吃饭、穿衣、住房、葬礼等等生活方式，一律“日本化”，企图彻底摧毁中国传统社会根基与中国民族传统习俗。这无疑会在台湾中国人中引起普遍的极大的反响。接受“日化家庭”，还是维护“中国化家庭”，在许多台湾家庭中引起层层波澜与尖锐激烈的冲突，乃至形成“一家两制”局面。战时，不少台湾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一生活事件，表达台湾中国人的反日斗争情绪与强烈的民族意识，鞭挞背叛民族传统的丑行。吴浊流的《先生妈》便是反映这一生活热点的力作。小说中的先生妈，是当地“街坊上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吃穿优裕，生活起居有丫头侍侯。然而，她感到不平不满。她认为，自己从前虽然“穷得很”，但是“比起现在还快活”。现在“有钱能有什么用？有儿子不必欢喜，大学毕业的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她施舍金钱于乞丐，与乞丐亲近，倾诉衷肠。这表明，她不愿与世俗同流，仍然保存中国传统女性的慈善美德。小说着力写她的最大不平不满是“日本化家庭”。对于日本式生活，她由不适应到反感到发怒。她不吃“米噌汁”，“忍不住在草席上打坐的苦楚”，那又大又难挂的日本蚊帐“恼得先生满腔郁塞”。对于儿子给她准备的日本和服，她不仅“始终不肯穿”，而且“用菜刀乱砍断了”，边砍边说道：“留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愤怒与憎恶之情，可以说发泄得淋漓尽致。临终时，她向儿子“嘱咐死后的事”：“我不晓得日本话，死了以后，不可用日本和尚。”表明了她对“日本化”恨之深深，痛之切切。小说中描写的先生妈的儿子钱新发，“率先躬行”“日本化家庭”，也未必就是虔诚的。他劝阿妈学习日本话时，便泄漏了心迹——“知得时势者，方为人上人”。他“没可奈何，不得不把膳堂和母亲的房子仍然修缮如旧”，不就是明证么？中国有“大义灭亲”之说之事，钱新发的“奸义”却无法“灭亲”，反证明其“奸义”的不真诚。这就使小说透露出了当时复杂的台湾社会心态之一面。 第三类题材的作品，写孩子们的游戏。日本占领者，在强迫台湾中国人改换姓名，改用日语、改穿和服、改造房屋的同时，还向台湾中小学生竭力灌输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意识。这一最残忍的侵略行径，自然为抗日的现实主义作家所瞩目。坚贞不屈的爱国作家杨逵，顶着黑风恶浪，及时写了小说《泥娃娃》，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台湾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愤慨之情。小说中的“我”，几次吟诵东方朔的赋文：“穷隐处兮窟兮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以示宁死不屈，矢志不移。正因为如此，“我”的忧患意识才特别深沉，“殖民地儿女的悲哀”才特别沉重。“我”从自己孩子受军国主义教育影响而用泥巴作飞机、坦克相互攻击的游戏，为孩子的未来深感忧虑，发出悲痛欲绝的告诫：“孩子，再也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所以，小说结尾，让“一场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这一意味深长的结尾，暗示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必然破产的命运，宣泄了作家至深至甚至切的愤懑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