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初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沿着祖国新文学运动的途次，发起了一场势不可遏的新文学运动，把台湾文学推进到现代史期的发展新阶段。从其发生的根柢，采用的模式和取得的实绩看，可谓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民族精神昭示的结果，值得纪念和借鉴。 （一）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是孕育于伟大民族精神而在新的历史背景和形势下催化出来的产物。 长期以来，由于史缘、地缘、族缘的密不可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休戚与共，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构成了相似的社会际遇和共同的历史精神。进入近代与现代，饱受列强与封建主义欺凌与奴役的两岸同胞，即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统一强盛为共同目标，同声相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日据初期，台湾同胞正是怀着这种宏愿，为了摆脱殖民统治，重归祖国怀抱，他们前赴后继，进行了一系列英勇壮烈的斗争，组织了许多次的武装起义。例如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3月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1912年6月黄朝领导的土库起义；1913年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1913年6月李阿齐领导的关庙起义；1913年12月赖来领导的东势起义；1914年2月沈阿荣领导的南投起义；1914年4月张火炉领导的大甲、大湖起义；1914年5月罗臭头领导的六甲起义；1915年2～3月杨临领导的新庄起义；1915年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哖起义等。这一系列的武装反抗，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相继都遭到血腥镇压，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但却以可歌可泣的事迹，表现出一种坚贞不屈的民族精神。 与此同时，台湾同胞还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了一场以保卫汉学为主体的文化斗争运动。其要端之一，就是兴起办书房、义塾的热潮。当时，许多家长宁愿让儿童上书房或义塾去认汉字，而不屑于殖民当局设立的公学校。据查：这种书房和义塾，1897年，全台共有1127所，就学儿童1.7万人；1898年，激增到1707所，2.99万人。另一要端者，则是结诗社，作汉诗的击钵吟风靡全岛。广大旧知识分子，经过短暂的沉默而深切感到：“汉字颓衰，至今已极，使非各吟社为之维持，则已不可设想。”①于是，自1897年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结社作诗吟唱犹如雨后春笋。据连雅堂《台湾诗社记》所录：全台先后结成诗社66个，涉入人数众多，仅能诗者就有1200余人。这对于维护祖国文化，弘扬民族意识，教育子孙后代，反对殖民主义同化，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了新文学运动前夕，随着殖民统治的强化与严密，武装反抗方式已难以实施。而旧式的文化斗争，也因自身的历史局限及受到殖民当局推行怀柔政策的浸透，逐渐失却其效用，或产生某些重要的负面影响。因此，台湾同胞的反抗殖民统治斗争，即面临着一种将如何努力的新形势。是时，一批思想文化先驱者，多次集会于东京，研讨这个重大问题。经过激烈辩论，逐步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致力于发起社会改革运动，以民族主义之发扬为目标，反对殖民专权统治，反对同化主义。随之，一种以新型的政治文化斗争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改革运动，就适时而节节兴起。1919年秋天，“在东京留学的中国青年，祖国方面有中华青年会的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台湾方面有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发乎血浓于水的民族意识，以亲睦为号召，取‘同声相应’之意，组织了‘声应会’”②。同年岁末，留学日本的台湾青年，有感于社会改革运动之迫切需要，又组织了“启发会”。这两个最先出现的政治文化团体，因会员不多，且流动性大，短期内就告消失，但却报道了新潮将至的信息。继之，蔡惠如等再作努力，重整旗鼓，于1920年3月，倡导组织了新的政治文化团体“新民会”，会员一百多人。该会成立后，确定了以下三个行动目标：第一，为增进台湾同胞之幸福，从事政治社会改革运动；第二，发行刊物，联络同志；第三，图谋与祖国同志接触之途径。旋而，积极开展活动，除创办《台湾青年》、《台湾》杂志进行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宣传外，于1921年至1923年间，发起了“六三法案废除运动”，在岛内形成一大舆论。并推派蔡惠如由东京到上海等地，进行沟通与联络工作。他“出席广东省政府所举办有关的欢迎会，在会中做申讨日本在台湾统治之苛政，以唤起祖国同胞对台湾人民的关注。其后，蔡惠如又辗转访问居住于北平、天津、上海、广东等各地的台湾同胞，努力扩张势力”③。“新民会”的成立与开展活动，标志台湾社会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端和兴起。 在这种新思潮的刺激和启发之下，岛内知识文化界人士接踵而起，于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举行“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出席者300多人。该会拥有会员1032人，多是文化新进，也包括工人、农民等社会阶层人士，几乎网罗台湾的“青年才俊”，成为当时台湾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政治文化团体。其宗旨是：“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为目的。”在发起的《趣意书》中作了这样的阐述：近时的机运正在建设改造之秋，“回头过来，看看新道德建设未成，可是旧道德早已次第衰颓……想及台湾的前途，实不堪寒心。我们于此大有所感，乃纠合同志，组织台湾文化协会，以谋提高台湾文化。”这里，明确揭示了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紧要性，而追求的前途与目标犹在未言之中。为此，该会发行了会报、文化丛书和《台湾民报》，在岛内各地设立新闻杂志阅览室，陈列台湾和祖国刊发的新闻杂志，并经常派人到各地举办文化演讲会，或组织剧团宣传演出，引起热烈的反响。随之而来，岛内外台湾同胞竞相腾跃，纷纷成立新的文化社团，推波助澜。如岛内成立了台北青年会，台北青年读书会，通霄青年会，南投尖峰青年会，基隆美丽也会，罗东读书会，大甲日新会，苑里青年读书会，安平读书会，彰化妇女共勉会，诸罗妇女协进会等。留学于祖国的台湾青年，也联合所在地同胞，成立了新文化团体。如上海青年会，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北京台湾青年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闽南学生联合会，南京中台同志会，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等，与台湾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新文化团体的组成，恰似“千灯咸一盏”，共同催促以“文协”为主干的台湾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 台湾新文学运动包涵于台湾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日渐占有显要位置。它的发生原因，从根本上看，同台湾社会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伟大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情势下催化出来的产物。对此，就连日本殖民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与感慨说：“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问题，实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现尚保持着向来的风俗习惯信仰等，这种汉民族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只有一衣带水，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时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拭清，这实在也难以否认的事实。”他们还进一步说到：汉民族所具有的革命思想传统，依然支配着民心，成为台湾社会运动根底里暗流的特殊倾向。因此，“每当中日国交发生危机，或我国面临战时、事变，或受中国革命发展的刺激”，便爆发革命蜂起的事件④。从一个重要方面，道出了当时台湾发生社会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根柢及必然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