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弓 译 读林氏这篇论文，首先感受到的是：台湾文学史研究，正确地说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新文学运动史研究，终于进入了新阶段，或者在它应该进入新阶段的时候来到了。在这个《台湾的台湾史研究》特集中，我之所以要对既非单行本又非概括性的论文的这篇论文说点什么，原因就在这里。首先，简要回顾一下1945年以后关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新文学运动（以下简称“日据下新文学运动”）的研究历程。 我认为，从1945年以后到70年代，关于日据下新文学研究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1950年前后的光复初期，也就是直接继承并继续推进新文学运动的时期。不止文学，这一时期整个台湾文化界的课题，都在于克服殖民统治的伤痕，实现旨在推进新生台湾文化重建的台湾复归（发掘台湾的固有文化，继承日据时期的文化抵抗运动）与中国复归（学习、继承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关于日据下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也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环，作为日据时期文化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光复后诸活动的一环，而开展起来。在研究者的意识中，这与其说是历史的研究，毋宁说是为了现在的活动而做的总结。譬如，《台湾年鉴》①第十七章《文化》（王白渊执笔）第一节《文学》里面，王白渊就已经把日据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做了简要的概括。这一节从分析光复后文学界沉滞的原因开始，以富于象征性的“台湾已经光复了”一句结束。说起来，《台湾年鉴》本来就是基于“本省今后的建设……其着手之初，必须明了以往的状况”（该书序文）这样一种认识编成的。另外，王诗琅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史料》②，也写成于当时围绕着台湾文学方向的论争之中③。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杨逵创刊的《文化交流》杂志创刊号（1947年1月）上，作为“纪念台湾新文学二开拓者”特集，举出了赖和与林幼春；赖和《善讼人的故事》（民众出版社，1946年）、杨逵《鹅之嫁》（三省堂，1946年3月）、杨逵《送报夫》（台湾评论社，1946年7月）等作品集相继出版。这些都跨越了皇民化运动期的空白，直接继接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抵抗运动，所以，可以看作表现了想要发起光复后的活动的志向。 然而，二·二八事件后好不容易继续下去的这一方向，却因1950年前后的大镇压而销声息影了。后面将要述及的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所附录的详细年表（林瑞明编《台湾文学史年表（未定稿）》）中便可见出，从1950年到1953年，作品与评论中几乎见不到值得一看的篇章。与战后文学其自身的命运相并，文学史研究也必然体验到这种决定性的断绝。 研究史的第二阶段，从1950年前后到1970年前后，这一时期也可以叫“保存的时期”。不限于文学，研究台湾这一工作本身就已被视为危险活动，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在年轻的研究者几乎不参与这种研究的断代情况下，步履维艰继续从事这一研究的，是或多或少在日据时代有过文学活动经验的人们，其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各地的文献委员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的机关刊《台北文物》（主编王诗琅）第3卷第2、3期（1954年8月、12月）的《新文学、新剧特辑》。特辑的执笔人中罗致了日据时代文学运动的体验者。在当事人留下证言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特辑不仅集中了许多珍贵的证言，而且黄得时的《台湾新文字运动概观》、廖汉臣的《新旧文学之争》、廖毓文（廖汉臣）的《台湾文字改革运动史略》等文，可以说是含有许多现在仍有所裨益的基础性研究，决定了研究的框架。 这一时期的其他活动有：1964年4月吴浊流创刊的杂志《台湾文艺》刊载了王锦江（王诗琅）的《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第3期，1964年6月），钟肇政编《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10卷，文坛社，1965年10月）第1卷收入杨逵、陈火泉、吴浊流等从日据时代就参加文学活动的作家战后的作品。这些活动虽然着力于当时当地文学活动的崛起，但也把日据时代纳入视野予以评价。引人注目的是，叶石涛在1965年就写了《台湾的乡土文学》⑤，提出了把日据时代的文学与战后的当地文学作为“乡土文学史”来统一把握的视点。以上三人在70年代重新审视日据下新文学的活动中都起了大作用。 然而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这种活动，与其说是现时性的活动，毋宁说为了不斩断历史之根的意味更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保存的时期”，原因就在于此。把历史作为当前的文学应该继承的传统予以恰当的地位、加以研究，还要等待70年代。 研究史的第三阶段。70年代，伴随着新民族主义的勃兴，日据时代的文化抵抗运动，作为赖以植根其间的历史，作为反帝运动应引以为据的抵抗传统，而被精细审视，资料的发掘与研究急速进展。因而这一时期也可以叫再发现与弘扬的时期。这一动向最早的例子，可以举出陈少廷的《五四与台湾新文学运动》⑥。陈文概述了日据下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同时确认了它的性质是受到五四运动直接影响的启蒙运动，是抗日民族运动，将其作为现在的运动应该继承的传统给予弘扬，把重点放在启蒙与抗日上面，显然是为了切合当时的状况。无论如何，由站在当时思潮潮头的《大学杂志》来开这一先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以说，它以研究的第二阶段为媒介，重现了第一阶段的志向性。后来，《大学杂志》又编辑了总题分别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⑦与《文学、时代、传说》的座谈会特集⑧，着力于史实的发掘。后者后来改变若干内容，整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回顾》⑨，其特征在于：不单考察日据下的新文学，而且将其作为同大陆文学活动与战后文学相关的文学现象来审视。另外，后来陈少廷整理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⑩，这是台湾文学研究最初的专著。但其内容几乎尽是由《台北文物》两册特集所载的事实构成，因而也可以说伴随着再发现阶段的终了，它也就完成了自身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