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离开我们已经整整60年了。他留下的杂文创作虽然不能说卷帙浩繁，但相对于他短短的一生而言却是相当可观的。他在杂文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建树，是文学史上无法遗漏的一笔珍贵遗产，这已为世人所公认。不过，事情仍然有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仅仅从文学角度考虑，瞿秋白在现代众多杂文作家中很难特别的凸现出来，使他同其他现代作家区别开来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文人”所具有的政治家的身份、他的感觉方式和他进行杂文创作的独特角度。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指出：“当政治的和社会的现象伸展入文学意识领域后，就产生了一种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他从前者取得了道义承担者的理想形象，从后者取得了这样的认识，即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①瞿秋白正是巴尔特笔下的这种“新型作者”。他在杂文创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表达的反侵略反独裁的坚定思想，使其杂文创作成为一种政治式写作。 罗兰·巴尔特曾指出：“在写作深处具有一种语言之外的‘环境’，似乎有一种意图的目光存在着。”②杂文背后的“意图的目光”显然来自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评判，即杂文必然要赞扬作者所认同的东西，抨击作者所否定的东西。作者认同或否定的准则当然不是存在于文学领域。在文学的写作中，“意图的目光”只能是“语言的激情”，这时的语言就不仅仅是载体，形式也不仅仅是形式，而有着本体的意义。杂文之所以在“社会论文”前加上“文艺性的”，是因为它要宣布对文艺手段的借用，但也只是借用而已，目的还是在于表明作者的褒贬。 以上的认识决定了我们探讨瞿秋白杂文创作的方式：一、研究其题材、内容，从中看出作者在作着什么样的道义承担；二、研究作者是如何用文艺手段帮助表达他的道义承担的，即所谓的作者的杂文技巧或杂文创作的个性；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指出作者杂文创作的本质——一种政治式写作。 瞿秋白的杂文创作开始得相当早。1923年，从“赤都”回来才三天，瞿秋白就迫不及待的要“对中国说几句“逆耳之言”，写下了《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一文，猛烈地抨击了当时“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率兽食人”的北洋军阀政府，告诫人们“处于如此严酷的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还只顾坐着静听大家谈最高问题、制宪问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呵”。急切地呼唤平民、学生、青年发扬“五四”精神，不要再做华盛顿会议的黄梁梦。这是一篇典型的政论性杂文，历来被许多研究者看作是瞿秋白杂文创作的起点。③ 刚开始杂文创作的那段时期，正是瞿秋白政治激情日益高涨的时候，此后不久，秋白直接参加了党的活动，以党的理论宣传家的形象被镌刻在中共初期领导者的群像中。他当时的精力主要用于编辑党的报刊，撰写政论文章方面。杂文就成了这些政论文章的补充，其政治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30年代初，瞿秋白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已经失去了发言权，而杂文家的瞿秋白仍然迫切地关心、思考着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并在杂文里敏锐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证之瞿秋白自己的言辞，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种自觉地为政治服务的杂文观：在为鲁迅的杂文辩护时，秋白称赞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是“感应的神经，政治的手足”。读着这样的赞语，纸面好象也浮起硝烟的气味，杂文的内容就更不用说了。 瞿秋白的杂文当然比鲁迅带有更多的火药味，因为他是作为政治家而发言的。而鲁迅更多的时候是个思想者，在用词的坚定程度上不如瞿秋白，但瞿秋白的杂文在深刻性上则远远不如鲁迅。对政治家的瞿秋白而言，杂文实际上是把一种政治式的批评推广到了极大的领域，他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表。瞿秋白要揭露的是他们伪善面具下的真面目和现象（或假象掩盖下的本质），《财神还是反财神》④就是这样一篇典型的范文。作者把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的中外大小的“财神菩萨”和广大无产者对立起来，突出地描绘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指出他们勾结中国地主资本家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是中国灾难的根源，他们依靠“垄断中国的市场，支配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样，有财神就有反财神。文章热情歌颂了反财神的中国人民“反抗运动”的力量，把这种力量描绘成“从地心里喷出的火山，喷出的万丈火焰”，将“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这篇杂文所表现的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写作方式，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合乎逻辑地推演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这几乎是对于现实政治斗争的直接介入。这类文章在瞿秋白的杂文创作中是相当多的，在题为《新英雄》⑤的一组杂文中，他甚至用“阿拉司令”的谑称来相当明显地影射蒋介石。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这类直接面对着现实政治斗争的杂文在秋白杂文中所占比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 循着以上这种杂文创作的精神，瞿秋白其他杂文的创作也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这时期的秋白已经不同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时代的秋白了，思想的迷惘、博杂似乎已化为陈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广泛地影响着他们这一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瞿秋白曾称“我是江南第一燕，”其得风气之先自然更不用说。而且，事实上，从20年代中期开始，他长期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首席理论家。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的特殊使命就是在“文艺战线”上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众而战斗。这样，瞿秋白就成了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介于战斗者和作家之间的新型作者”。而且，对于整个革命的事业来说，他“写出的作品就是一种行动”，是文艺战线上反映出来的政治斗争。譬如，在提倡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瞿秋白就在许多的篇章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阐发，这些篇章包括《乱弹》、⑥《吉可德的时代》、⑦《反财神》⑧等等。文艺大众化是一个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话题，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并宣布自己是他们的代言人一样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从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这种斗争还被继续扩大，矛头指向了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作家，他们因为没有（或者不打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套言语方式而遭到攻击，早年对瞿秋白颇有影响的胡适，也被秋白列入了攻击对象之列。《流氓尼德》和《鹦哥儿》⑨等文，在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主权关系同时，也嘲讽了胡适所鼓吹的“人权论”的虚伪本质。这些文章嬉笑怒骂、涉笔成趣，读后余音悠然，耐人咀嚼。
